试论现代汉语中的“悖义”结构

“悖义”结构是一些不合常理但又广泛使用的语言形式。“悖义”结构不同于反问句、反语,也不同于用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思的偏正结构（不坏→好）。 “悖义”结构有两大类型（用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义、用肯定形式表示否定意义）,十余种格式（好不 Ａ、难免不 Ｖ、差点没 Ｖ、未Ｖ之前、果不然、差点儿 Ｖ、险些 Ｖ／Ａ、几乎 Ｖ／Ａ、好Ａ）。这些“悖义”结构都是规范的,分析这些“悖义”结构必须从它们的结构成分、结构关系和表达作用等方面进行。     

韩非之权力主义“法治”论剖析

在韩非法治论逻辑中，人性基础上所建立的法律控制形式是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集人治与刑治为一体的专制主义；其所导向的必然是以权治法、以刑治民、以吏为师的权力主义法治形态及其意识形态；韩非理论；从反面说明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提倡民本乃有权利意识，限制君权乃有制度理性，二者乃法治之本，前者为法治之“体”，后者为法治之“用”。     

王尔德童话中的悖反现象研究

在王尔德“形式本体”的视野下,探讨其童话中作为形式的悖反现象。本文力图在唯美主义之外,用马丁·路德的思想为其童话中“悖反”形式现象找到新的阐释资源,并尝试在这一新的阐释框架中研究王尔德早期童话中审美形式与道德宗教内容结合的现象,以及悖反现象在其中的作用。     

审美反映与艺术揭示 ——钱中文与叶秀山“文艺反映论”之比较

钱中文和叶秀山的“文艺反映论”都是对传统文艺反映论的创新性发展,但二者差异颇大。就“反映者”而言,前者强调创作主体,后者推崇艺术家。在反映者定位和反映者能力的阐述上二者差异明显：前者将反映者定位为“主体”,后者将反映者定位为“在世界中的人”;前者看重反映者的“感动力”,后者看重反映者的“洞察力”。就“反映内容”而言,虽然二者都坚持“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在对“现实生活”的界定和“反映内容”的认定上,二者却有差异：前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客观现实”,后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生活世界”;前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心理现实”,后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基础生活”。就“反映方式”而言,前者认为其是创作主体“改造”客观现实,后者认为其是艺术家“揭示”基础生活。差异成因源自二者在思想动因、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     

汉语意志句的语法特征

本文拟选择另一个角度，尽可能多地观察祈使句和意欲句的句法形式特征，表明二者在意义、形式方面有极大范围的语法一致性。根据功能与形式相互印证的句法原则，把祈使句和意欲句统归一类（叫“意志句”或“规划句”），应是不言而喻的。但传统上把意欲句划归陈述句，而跟祈使句相对待，本文的结论将在某种程度上动摇四大句类理论，从而使人们重新衡量汉语祈使句的句法价值。     

评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命题

公孙龙以《离坚白》思想成家,而以“白马非马”论断成名。《公孙龙子·迹府》篇说:“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由此,“白马非马”命题成为先秦时期探讨公孙龙思想的主要内容,论战的中心。历史的结论是:“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墨经·大取》);“有牛马非马也(即‘白马非马’——引者注)。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荀     

坚持不矛盾律的普适性是形式派的“解悖偏见”吗?--与黄展骥先生商榷

著名的RZH解悖标准内含一个重要内容———逻辑矛盾消失。而黄展骥先生却指出坚持不矛盾律的普适性是形式派的“解悖偏见”。本文分别从形式派解悖方案并未压制矛盾、并未攻击稻草人等方面 ,与黄先生商榷。文章最后指出 ,否认不矛盾律的普适性也未必能合理解悖。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萌芽——“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

“职业教育”四字，在中国最早见于１９０４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所呈《添聘普通教习》一文：“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①。而在清末推行新政的教育实践中，具有某些职业色彩，并在学制中占有实实在在地位的乃...     

论辩的超常思维

论辩的构成，不外乎三个要素──逻辑结构、言辞表达、思维方式。逻辑结构涉及的是论题问题，也就是立论的论证对象，它所要回答的是“辩什么”。它要求辩者在论题明确的前提下，遵守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的规则。言辞表达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在回答“怎样辩”时，让人明显感受得到的一种行为表露。论辩没有这二者，当然不能成立。但是，支配决定这二者的，则是思维方式。从现象上看，论辩无疑是一种在逻辑路线引导下的言辞对抗艺术；论辩双方的胜与负，都是由言辞的交锋来决定的。然而言辞的交锋，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的相互对抗；交…     

课堂提问的创新性

创造性思维是主动、独立地发现新事物，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的一种思维形式。“思路不为习惯所囿”是其主要特征。教师课堂提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促激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我在教学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一文时，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孟子就‘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实质分析，认为两者是一样的。但我觉得‘五十步者’未必就‘不能笑百步者’，如学科成绩上的一分之差、尖端科技上的一厘之差、运动场上的一步之隔。那么大家的意见呢？”这个提问一反常规，新颖别致，激发了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第一段]     

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比兴思维方式之异同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比兴这两种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也有相异之处。首先，两种思维方式都具有具象性，其思维载体不脱离具体物象，但是对物象的态度和选取上却有所不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的物象是理性的，而比兴思维中的物象具有感情色彩。其次，二者都具有类比性。但是二者分属不同的价值体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以吉凶贞利为价值判断，而比兴恩雏多讽喻得失。寄托情志。     

古代印度法律思想独特性之探索

古代印度的宗教大都强调“业力”,主张个体努力将决定其来世。与“业力论”相始终的还有“种姓论”,一种社会分工“区分”论。二者在法思维上具有强烈的张力,“业力论”具有理想主义、个体独立和平等意识,“种姓论”主张现实主义,强调团体协作和义务本位;然而二者又具有亲和力,都注重人伦秩序。由此使得古代印度的法律思想极具独特性。     

撒拉族民俗补遗

“阿格乃”和“孔木散” “阿格乃”和“孔木散”是撒拉族特有的家族组织和基层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形式延续很久,在撒拉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中曾占有重要位置,直到现在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撒拉人的生活。     

唐宋判书的司法文化解析

唐宋两朝乃传统中国法律集大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司法官员由法吏向儒吏转变的重要时代。唐代的判词多为拟判,而宋代纠正了拟判脱离实际的弊病,实判之风由此盛行。两朝虽然在判书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就判词实质而言,制判者的思维方式却同出一辙：在法律明确、稳定、统一的条件下,均采用“罪行法定主义”的裁判方式,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司法官会对情、理、法融会贯通,最终达到“情法两平”的断案至高境界。     

楚官职中的“嚣类”官职探究

论述古楚国的“嚣类”官职在周官或者其他国家的官职名称中都没有出现，是楚国自己固有的、独创的一类官职。其权力有升有降，权力最大时超过令尹，以军事职掌为主。指出楚国历史上的有名战将也多出自“嚣类”官职的职掌者。对于“莫嚣”和“莫敖”二者的写法，传统多认为应用“莫敖”，但诸多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显示，“莫嚣”或许才是古楚国使用的文字形式。     

禅宗文化个性论要

反形式、求本质、逆世俗、悖权威、重个性、讲创造，构架了禅的“教外别传”的主要内涵。     

悖论视角下的计算机病毒问题

随着高级程序语言的普及与发展,源于程序语言的计算机病毒越发肆虐。悖论与计算机病毒在直观层面并无交集,但实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关联。在形式上,两者通过集合理论息息相关;在内容上,计算机病毒的产生也具有类悖论机制;解悖方案的探索与解悖标准的确立对反病毒机制的研究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元代“厮”、“相”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更替

情态副词“厮”与“相”在元代均可表“互相”之义，但二者在语义组合、句法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还具有着历史更替关系。     

动词“なる”及其表达方式解析

“なる”是日语动词中最基本的一个，为自动词，其用法基本上与他动词“する”相对应。日本人喜欢用“なる”，而且日语中由“なる”构成的表达方式也很多，体现了日本人思维习惯的一个侧面。笔者从语言形式上对“なる”表达方式进行分类并加以辩新，试图对其表达方式有一个较全面的论述，以便于更好地了解和运用日语，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论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方法中的“历史”的涵义

关于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方法的诸多争论源于对其中“历史”含义理解的不尽一致。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在思维领域中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一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上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前一个“历史”指历史的方法即追踪描述客观对象的运动过程的方法，后一个“历史”指历史的东西，即表现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对象。所谓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统一是指理论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历史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