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学视野下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城市意念

首先,比较《废都》与日本现代作家川端康成《古都》,解析代表历史古都的城市意象内涵与城市发展变化。其次,贾平凹自认为是农民,从农村与城市的角度解读其小说《白夜》、《土门》、《高兴》中的城市意念演变。最后,观照安部公房追求的大城市意念,探析贾平凹笔下经济发展后的城市想象。     

是什么诱惑女人走向同居?——对四部同居题材小说的一种解读

通过对四部同居题材小说的解读,探析从"五四"到新世纪,是什么诱惑女人冲破时代、家庭与世俗的阻碍走向了同居。《伤逝》中子君以自由的名义同居;《青春之歌》里林道静为革命的信仰同居;《生活边缘》中小苏为留在城市而同居;《新同居时代》中女人因为无聊而同居。通过考察不同时代作家对同居题材的处理,不同时期影响同居书写的因素,借此可管窥在政治、经济的多重影响下百年中国小说史的一幅剪影。     

陕风现象试论

陕风现象试论张法陕西作品群：多重奇迹１９９３年，出现了一个用文学本身解释不了的文学奇观。贾平凹《废都》、陈忠实《白鹿原》、老村《骚士》、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京夫《八里情仇》和程海《热爱命运》长时期地成为大书店小书摊的抢手货。由于这些作家都是陕西人...     

题材与距离

城市题材难写,工业题材尤难,文坛早有定论。这在相当程度上乃是距离在起微妙而神秘的作用。题材与审美者地理距离相隔越远,作品就越容易出彩。工业题材、城市题材虽然难,但决非碰不得沾不得,关键还在于作家要舍得投入。题材差别与审美距离都是相对的,作家个人的艺术坚持与艺术求索才是绝对的。     

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

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刘淑玲京派作家是以乡土小说而引人注目的。他们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废名笔下的乡村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交织着原始的野性强力和真挚的人情味，堪称一个远离现代社会的理想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远逊色于他们的乡土小说...     

沈从文论作家修养

<正> 否定“天才”与“灵感”而重视作家的修养,是沈从文始终一贯的观点。他所谓的作家修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人格修养;(二)知识修养;(三)美学趣味和创作技能修养。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他的《序跋集》、《沫沫集》、《烛虚》、《废邮存底》和《续废邮存底》中可以看到。一文品总是反映着人品。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无不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都可以作为例证。因此要培养作家文的品就必须首先从培养他的人品入手。沈从文写过十几个作家论(收在《沫沫集》),每篇都有特色,但其共同处,则是重视作家人品的修养。为培养作家的人品,他提出了以下关于作家人格的基本要求: 崇高的理想与信仰。认为作家不是盯住眼前个人得失的近视眼和市侩庸人,而是凝眸未来,关注整个民族与人类命运前途的领路人。他说:“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追究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     

文化情致上的不同取向--废名、沈从文乡土小说之比较

废名和沈从文同以乡土题材的小说见长，他们的作品往往游离于时代，寂寞而宁静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显示了一种“冷的美”。两位作家都比较重视自然人性。废名对宗法制度农村文化采取静观的认同态度，描写了宗法制农村中平凡的媪男女，从他们身上发现人情美。沈从文对宗法制农村文化的取向比废名更舒展，他将乡村文化和异化了的城市文化对立物加以描写，为一种尚未受到堕落的城市文明侵蚀的极单纯、质朴的氏族社会遗风谱写了一曲曲庄严、雅致、颇有艺术魅力的挽歌式的牧歌。     

不断进取,有所作为——怀念冯文炳先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文炳先生是“以‘废名’出名”的作家,是一位颇有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家。早在一九二二年秋,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从事小说创作。那时的作品大多收在他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里。后来,他更以废名的笔名陆续写了四本小说,有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桃园》、一九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枣》,以及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至于连载     

《花间集》题材内容再认识

情词在《花间集》里占有压倒的比重,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它类别的词作,诸如边塞题材、隐逸题材、怀古题材、宗教题材、南粤风土、农村风光、科举取士等,也都多少不同地进入了《花间集》题材摄取的视域,并得到了相当出色的表现,值得读者予以特别的关注。     

差异与契合--《雷雨》与《茶馆》的总体特征比较

《雷雨》和《茶馆》两剧在题材、风格特点尤其是结构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 ,但却都真实自然地表现出故事结局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正是因为作家让反面人物坏事做绝并科学结构故事情节的结果。     

三十年一场国企梦——从《乔厂长上任记》到《那儿》

从《乔厂长上任记》历经《烦恼人生》、《大厂》到《那儿》,完整地表现了一个国有企业从振兴到彻底衰败的轨迹,工业题材的创作也完成了从改革文学、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文学的演变,这其实也是一部当代思想史。在这一过程中,价值的转移,苦难的演变,都体现了作家们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对人的不断思考,因此,底层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作家们对底层苦难的叙述,更在于作家们由此重新获得了批判社会现实的话语权。     

管窥国共对峙时代海峡两岸抗日小说——以《大江风雷》和《狼烟》为阐述对象

上世纪50至80年代是海峡两岸严重对峙时期,期间两岸作家各创作有若干以大陆八年抗战为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念,对同一历史题材作出了大相径庭的政治评判和审美表现,但两者间也有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的内在同一。本论文以大陆作家艾煊的《大江风雷》和台湾作家司马中原的《狼烟》为阐述对象,从时代背景、题材审视和审美表现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废名的《河上柳》

大家都说,废名的小说最难懂,这个评价,连作家自己也承认。《河上柳》就是其中之一。废名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时曾说,“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 “我写《河上柳》,是在某一种生活之中,偶然站在来地一颗杨柳之下”引起的。这确是一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别致,也颇费解的小说。其原因,是因为小说实实在在写了一个“梦”,写了作家“个人的脑海深处”的东西,所以有很多的跳跃,空白,联想,     

论“陕军东征”的艺术特征与追求

在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帕鹿原》、老村《骚土》、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京夫《八里情仇》、程海《热爱命运》等陕西作家长篇相继在京出版，且长时期成为大书店小书摊的抢手货，在文坛乃至社会各界引起“爆炸性”反响，有人把它称为“陕军东征”，视之为陕西作家向全国范围的一次出击与征战。从1993年到1995年，一陕军东征”成为一个沸沸扬扬的话题。本文拟对其艺术特征与美学追求，及其作为新时期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成果，其所继承所发展、变化的东西作一些探讨。陕军作品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反响，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独…     

靳以与巴金的分途——从两篇白俄题材小说谈起

巴金的《将军》与靳以的《陨》,都是关于白俄流亡者题材的小说。作家对于异域人物描写,都突破了当时的主流模式,对其给予了一定的人道主义同情。不过,《将军》更具有"国际性"的深广视角,《陨》则更着眼于本土社会批判。透过文本意蕴的反差,可以深入探求二位老朋友文学取向的分途。     

《呼啸山庄》与《红字》景物象征之比较

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和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是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在各自的代表作《呼啸山庄》和《红字》里都使用象征手法来烘托爱情主题,尤其在景物象征上,两位作家都分别赋予了自然现象和植物以丰富的象征意义。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的景物象征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对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爱情主题的烘托作用。     

梁斌小说里的城市书写——以《红旗谱》为例

人们对梁斌小说的关注很少从城市书写的角度来审视,尤其是在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梁斌的经典著作《红旗谱》虽然是农村革命题材的小说,但却有一定量的城市书写。《红旗谱》中的城市书写展示的是农村人的城市观想,包括以朱老忠、严志和为代表的农民阶层,也包含以冯兰池为代表的地主阶层。梁斌对农村人城市观想的叙述方式有两种:(1)直接的方式,通过农村人自己城市生活的感官感受来实现;(2)间接方式,通过农村人对城市人叙述的反映来实现。梁斌《红旗谱》中的城市书写在揭示时代背景,塑造人物性格方面起到一定的烘托作用。     

“走向宽广、多变的世界”——孙颙小说创作一瞥

最近几年,青年作家孙颙创作了六部中篇和近五十个短篇。他的第一部中篇《冬》和短篇《螺旋》在发表时就曾受到关注和好评。尔后,他似乎越来越不安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无论主题、题材,或者人物、方法,都变化多端,难以捉摸。读     

女同文学叙事比较——以霍尔和邱妙津的同性恋代表作为阐释文本

英国20世纪初的女作家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寂深渊》,是英语文学中的第一部女同性恋小说,被誉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鳄鱼手记》是当代台湾著名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最成熟的小说之一,突破了之前同题材作品情欲规避的传统,在台湾女同性恋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霍尔和邱妙津本身都是同性恋者,这两部都源自于作家本人切身体验的作品,通过不同的母题、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展现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女同性恋者应对男权与异性恋社会的方式的差异性。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