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既仕慕隐--从《答何邵二首》看张华后期仕宦心态

世风、士风及社会思潮都是影响士人心态变化的重要原因.张华是西晋时期由庶族而致位通显的名士典型.<答何邵二首>作于晚年,其中有较多真情实感的流露.通过对这两首诗的解读有助于揭示西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变化历程即从建功立业的济世豪情到既仕慕隐的彷徨心态,最终进入朝隐的消极状态.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唐代士人节令假心态初探

我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最大因素是自然环境,因此便有了长期对天象、季候的观测。在这种经验的积累上,先民们制定了历法,历法是官方对于来自民间的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固化整合。而节令假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考察了唐代节令假中士人的心态。唐代士人的节假日的心态大致如下:对节日普遍文化内涵的体认;迎合帝王,装点升平;士人的个体化情绪。     

略论19世纪中期狭邪小说与士人心态

19世纪中期,狭邪小说的突兀兴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蕴含着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战乱频仍的动荡社会环境以及文人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此期士人心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表现形式是:在思想上感觉未来捉摸不定,容易悲观失望或产生及时行乐的心态;在精神上容易莫名地紧张或亢奋,情绪游移不定;在言行上表现为极度空虚无聊或极度放纵。此期狭邪小说创作主体主要呈现为美人知遇的人生寄托、理想缺失的精神状态、悲愤意识及纵欲享乐等四种心态。     

从慷慨悲戚、忠孝两全到渴望超越——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转变探究

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作为元遗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在遗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代前后,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概言之,其心态主要经历了由慷慨悲戚到忠孝两全的变化历程。入明后,他们的遗民心态中还呈现出无根迷茫与渴望超越等方面。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的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王翰、伯颜子中与丁鹤年等人身上。这种转变的发生,与元朝的政权性质以及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密切相关。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