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

乡村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可以大大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乡村社会生活,奠定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重组与关系演变

乡村权力结构问题是我国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多次的重大变革,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央政策的支持,城镇化在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乡村权力结构在城镇化浪潮的影响下,处在一个"二元权力"为主、权力多元化趋势的形势中。然而,乡村社会只有在一个优化的权力格局和关系中,才能真正的对乡村各个权力主体共同利益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更能切实的改善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促进我国乡村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世纪之交的战略构建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正处于相互调适的发展阶段；在未来世纪之交的２０一３０年时间内，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应编结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扩张、结构调整与结构转换、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同步的新构架并依此逻辑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发展战略是促进中国社会由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阶段进入结构高级化的发达阶段，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转化为现代先进的城市化社会。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具有完全的现实性和科学的可行性。     

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刍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群众收入显著提高,但乡、村集体经济却还十分薄弱,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现状与农村改革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从农村工作实践上已证明,深化农村改革,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乡村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村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乡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重     

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而非仅仅是语言混乱,这导致了当前村庄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合秩序。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与变革乡村社会秩序的革命。这场革命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重组了乡村基层政治结构,引起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促进了乡村社会现代民主政治因素的生长,使得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上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乡村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步之中,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有效促进了当时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     

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机制——基于合作博弈的视角

随着中国农村各种社区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乡村治理出现了政府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它们必然要求参与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的分配.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多元乡村组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把新兴组织纳入到体制内,建立乡村多元组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合作博弈机制,形成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合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延边农村社会发展战略思考

延边农村要坚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眼光去规划农村发展的远近目标。要抓好农村水利电力基础建设,加强公路建设,形成城乡交通网络化。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才能去积极利用延边农村的丰富自然资源。延边乡村要向城市化方向发展,按照现代生态理论的要求,要协调好经济、社会、自然三个子系统关系,促进乡村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加快农村产业化进程,要处理好龙头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龙头企业的关系。     

以人民为中心视域下乡村振兴的现实逻辑及路径选择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阐释和时代回应,有其自身的现实逻辑：顺应新时代我国国情面临的新变化,适用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契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宗旨。在新时代,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要坚持党组织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强支撑、激发农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构建和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振兴模式、推动和拓宽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帮助群众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振兴新路子,切实解决农村群众致富难题,确保乡村振兴振到点上和振到根上,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和农民富裕富足。     

社会转型时期镇村两级调解组织的纠纷解决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在乡村社会中民间纠纷的种类和数量也产生了诸多变化。通过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镇村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对民间纠纷的调解档案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乡村社会中民间纠纷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劳动纠纷、损害赔偿纠纷、轻微刑事案件纠纷等几大类上。镇村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在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的同时,为处于急速城镇化的乡村化解了大量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     

简析江南乡村建设运动

在近代,江南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企业家群体也是具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社会改革者。他们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进行农村社会改良和乡村建设。这个群体的数量远多于中国乡村建设派,而前者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时间也远早于后者,各项事业的成就更远大于后者。他们事实上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另一支主力军。     

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合作运动的引入动机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迫切需要变革,而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在乡村社会构建合法性权威的问题。合作运动于此时的兴起将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并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江宁实验县的设立正是国民党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和尝试。具体而言,在江宁,合作运动的目标是以合作社为中介,通过复兴农村经济来加强对农村的渗透,进而增强国民政府在乡村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的基层控制。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分歧

出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复兴中国的责任感,中国社会学社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他们对乡村建设的主要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以李景汉等社会调查家为代表,主张对农村社会状况做系统的调查,为复兴乡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备;一类是以许仕廉、杨开道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符合中国社会利益的全面民族自救运动;还有一类是提出"都市救农村"理论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他们认为以都市救济农村,以工业救济农业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方法。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人才短缺、资本匮乏、产业力量薄弱三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发展对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可概括为：通过提高农村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入、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破解乡村人才短缺困境;通过促进资产资本化、数字对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资本积累,解决乡村资本匮乏难题;通过减少产业同质化、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市场化程度,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解决乡村产业力量薄弱困境。据此三重内在逻辑推进赋能实践,就能使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注入新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