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背景、路径与分歧(上)

台湾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肇始于解严前后,持续至今、方兴未艾。本文从意识形态分歧、方法论变革、文学史料发掘、文化多元主义等多重因素探讨这一文艺现象与思潮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并着重分析了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八个主要路径:福柯路径、后殖民路径、现代性反思路径、世代与叙事认同路径,本土主义路径,地方知识路径,阶级、族群和性别路径,两岸统合路径;继而对重写文学史过程中的重要论争和分歧进行了初步梳理与辨析。     

“重写文学史”观察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次文学史重写事件,使文学史写作不断被问题化,文学史写作的维度不断丰富、视野不断开阔,总体呈现出从一元化叙述走向多元化差异性叙述,从总体性叙述走向结构性、关系性叙述的趋势。随着各种文学史叙述之间的交会与碰撞,各种历史叙述框架的闪光点与局限性都得以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学界当从这种比较中树立反思的维度与能力,从而推进一种更加科学的文学史叙述的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与地理学转向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的不断拓展,现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动能已经被耗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到了一个需要继续突破而又难于突破的瓶颈期.对支撑重写文学史的“现代性”和“纯文学”两个中心观念及其背后的线性时间观应该质疑和反思.如果能够跳出线性时间思维,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许都可以迎刃而解或者得到破解的灵感.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

重写文学史的视域凸显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开掘民国资源的文化向度,民国社会和文化机制所建构的新型空间及学人的现代性体验,绘制了民国时期文论体系的话语风貌。现代传媒的蓬勃发展,为学人的文学想象提供了更加宏阔的公共空间,促使民国文论展现出认同文化传统和吸纳异质文化的多向的现代性体验。新旧并存的文论书写形态彰显民国文论开放兼容的文化特质,勤劬的民国学人勾勒了一幅充满历史张力的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镜像。     

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

重写文学史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最先是由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提出来的.1988年到1989年间<上海文论>曾出专刊"重写文学史"进行讨论,此后"重写文学史"这一论题的影响很快超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波及到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     

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孙陈分歧与“六一六”兵变

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实力派革命军事将领,并为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六一六”兵变的发生使两人最终决裂。决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政见分歧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兵变的发生对革命事业的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当代诗歌史“重写”问题域及文学史写作自律——以20世纪80年代诗歌为中心

由于受时代观念及历史意识的制约与影响,当代诗歌史的写作在情节编织上存在着明显问题。以《持灯的使者》与《沉沦的圣殿》为例,不同的情结编织有效地对诗歌史写作进行重写,遵循审美自主规律的写作可以使文学史写作更客观完善。     

不自觉的分歧、错位与湮没——“新世纪文学”命名之争分析

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论争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有关＂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论争中,＂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存在着较大的学术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提倡的原因、概念的界定以及文学特征的概括。学术界对＂新世纪文学＂命名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错位＂现象,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的分歧。     

“全球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中的模式化、内在焦虑的问题亟待解决。现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是片面的写作。文学修史要借鉴历史的研究思路加以观照。“全球史观”的思维特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文学史视野下的“国语”教学——以“白马湖作家群”的教育实践与文学批评为例

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在1917年以后取得成功,个中原因除了这一时期白话文创作上的优异成绩以及与这个成绩相匹配的思想变化以外,国语教学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白马湖作家群”为例,他们的“新”作文观以及对现代叙事知识与语言知识的讲解,都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     

生态文明的一种理解:路径、“面相”与“三维一体”

人们达致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这些不同路径指向一个新文明方向,在这一总方向下,三个"面相"可以整合形成一个新生态文明的"三维一体"结构。在"三维一体"的理解模式下,不同路径、不同"面相"的生态文明是"三维一体"生态文明在不同方向、侧面展现的形态,其本质内容是一致的,各路径各侧面的理解可以相互协调和支持。     

“四清”运动问题上中央高层的分歧探微

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领袖人物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刘少奇认为应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割除封建主义尾巴,允许发展资本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毛泽东则过早地否定了新民主主义,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以阶级斗争为纲,与资产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曹丕“文气说”文学史意义的历史透视

曹丕"文以气为主"观点的提出,既是对建安之前文人以"气"阐释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前代文人对"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总结,也是对建安时代文人文学创作风习和评论文学风习中"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概括。它不仅表明了曹丕在建构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并且还蕴含着他对以前文学观念承继基础上的创新,开启了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来评价文学的新风尚,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