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稚”的现代性突围：以新电影运动为中心

在世界各国的新电影运动中，“童稚”叙事或者拒斥现代性体制，在试图挣脱现代规训体制、解蔽现代性谎言以及怀旧前现代社会中，构成不同程度的启蒙现代性反思；或者显现出审美气质，在游街的浪荡子、弱者战胜强敌的崇高感以及感性话语的输出中，印证出一种非成人化的审美范畴与抗拒力量。“童稚”意象强烈地传达出新电影运动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断裂中的形式与内容创新，成为新旧交接以及写实或现实批判立场的重要承载。     

时间性分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点考察

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是时间性 ,在确定了文学现代性的内涵的前提下 ,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鲁迅等人的文学思想为依据 ,考察了 2 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认为它是生成性的 ,因而表现出各种不够完善的特征 ,对此既不能受外来因素的制约盲目予以拔高 ,也不应走向另一极端一概加以抹煞 ,而需要以现代性的合理界定为基础 ,依据文本和文献资料进行具体分析 ,进而全面把握现代性随 2 0世纪中国文学而演变的生成形态。本文主要考察了 2 0世纪初期到五四的中国文学思潮中的现代性问题 ,但其基本观点适用于整个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潮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有三次大的选择和转折 ,每一次转折都确立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规范 ,即五四文学、“毛泽东时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种现代性规范各有其特点 ,五四文学现代性过于“欧化” ,“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化”现代性规范过于封闭 ,新时期文学则体现了“整合”性特点     

论台湾新电影现代外壳下的传统内核

台湾新电影以其不同以往的叙事风格异军突起,成为台湾新旧电影的分水岭,推进了台湾电影向现代转型。事实上台湾新电影现代叙事风格的外衣下,包裹的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因子。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本土历史的反思、对普通民众的关怀和对当下社会的忧虑。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启蒙理想与现代性——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启蒙运动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在启蒙精神及其历史价值的看法上产生偏差.在何为启蒙问题上,康德式的解读“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被奉为圭臬,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生发出来的“要相信人的情感”的思想理念常常被遮蔽;在对待启蒙的关切与诉求上,“启蒙”总是与“政治的解放”、“革命”联系在一起,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着力对人性、对社会、对政治、对经济、对伦理生活所进行的建设性的理论思考与思想启蒙常常被罔顾.在现时代背景,重温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助于对“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面相及其问题达致更深刻的领悟.     

近代欧洲问题剧的现代性——以易卜生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欧洲问题剧倡导个性解放,呼吁社会改革,加之坚执的自由意识和大胆的怀疑精神,使剧作家从"司空见惯"中发现变异.作为"应该否定的时代的一种伟大的否定之声",近代欧洲问题剧可谓"鹤立鸡群",凸显了毋庸置疑的现代性:以"人的精神的反叛"、以剧作蕴涵的批判性反思启发公众,质疑资本社会;告别浮华和"理性",遵从客观现实"第一"原则,把"逼真再现"作为最重要的艺术风格;坚持舞台革命,其采用的回溯式结构技巧紧凑而有力,通过深刻的对话和"潜对话"表现时代的"英雄",揭露自私、虚伪的"模范人物",描摹鲜明的戏剧性格.首创"讨论的技巧",以之构建激烈的戏剧冲突,完成其批判性反思之审美现代性表达.显然,以易卜生为旗手的近代欧洲问题剧,作为启蒙观念的艺术负载者、启蒙精神的演绎者,以自由和批判性展示了现代性的力量,其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开拓性,给后人以多方面启迪.     

现代性、民族性、娱乐性——新时期以来影响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三面旗帜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艺术在一系列理论论争的基础上,先后树立了追求现代性、民族性、娱乐性的旗帜,使中国电影在艺术形态、美学风格、产品结构以及产业体制各方面或调整变革或丰富完善,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全面发展.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仍将是现代性、民族性、娱乐性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政策——以领事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日据台湾初期,外事机构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总督府逐步强化外事机构,并将"经略华南"和"南洋对策"作为活动重点。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总督府一面利用汪伪政府的驻台领事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控制,一面与日本驻华南领事馆密切联络,加强对华南地区的侵略扩张。由于台湾的"特殊地位和使命",总督府的外事政策作为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延伸,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何"现代",怎样"中国"?——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令人注目的表征之一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异军突起.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反观这一极具文化症候的现象,则不难发现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古今中西"问题的重现,它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     

也致"曾健在的台湾电影"——以《无言的山丘》为例

台湾电影新浪潮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就难以为继.本文通过对王童《无言的山丘》的解读,提出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美学取向的整个台湾电影之所以陷入困境,很大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现实主义在创作中所存在的难度与所要求达到的高度,以及其在接受上要求观众必须具有一定的审美修养与人文关怀等两个方面.     

“以中国为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思

目前时兴的"现代性"话题实际上是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与阐释的。伴随着中外诸多学者对现代性的隐忧进行的多方面质疑,"谁的现代性"这一提问再次触及到了文化中心主义问题,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语境,多元现代性的提出调和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建精神主体性,重思中国近代思想的流变,才是中国现代性独特的"剧情主线",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是考虑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思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现代性之考察——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为视角

本文试图以《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作为学术视角,由现代性动力学的观念入手,结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分别从现代性的分化特征和精神价值观的转变来考察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并且希望通过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视角来挖掘人们对新旧剧认识转变之表现,阐明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变并指出它的现代内涵和精神特质在文艺副刊上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寓言小说的现代性反思——以《九月寓言》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的特点是:构筑一个具有整体象征性的叙事结构,通过叙事逻辑的完成隐喻对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九月寓言》以独特的时间处理、"融入野地"的生命感知表达了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这种反思又暴露出诗性言说的思想局限.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哲学底蕴论析——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分析视角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解构与重塑传统行政范式的主导性变革运动。该运动对现代性理念的解构体现于对层级节制的颠覆,倡导用顾客导向和网络结构代替工具理性和金字塔型的行政体系等方面,但这种解构与重塑是不彻底和难以完成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困境本质上是作为其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困境。     

电影音乐中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现代性——韩国电影《春香传》和《卖火柴小女孩的复活》的音乐分析

韩国电影《春香传》和《卖火柴小女孩的复活》分别以古代韩国民间故事和现代韩国社会寓言为主题内容,形成传统的和后现代的两种电影音乐的运用方式和艺术风格,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音乐形式美和后现代文化的音乐游戏感,电影音乐中的这两种文化与当代社会分别进行了审美融合和审美探索,体现出审美救赎、包容差异、拒绝平庸等审美现代性特征.     

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与香港两地文学的互相影响,通过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人员交流予以实现.先后于70年代移居香港的余光中和施叔青,他们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使他们在香港这座跨文化的国际城市中取得优异的创作成就,成为两地文学结缘的代表.余光中以儒家入世的志士心怀和仁者心肠为中国文化造像和替中国坎坷多难的现实怀忧;施叔青则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来诠释香港独立的女性人生和百余年被殖民的历史.他们来自台湾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经验,融入香港生活的描写中而获得新的香港经验,对他们返回台湾后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中国大学现代性构建中知识分子的面向及其隐喻——以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及四大导师为例

中国大学的现代性构建因其特定的历史性、情境性,掺杂了诸多文化、教育的矛盾和冲突,这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都是少见的。基于此,伴随着中国大学现代性的发轫而出现的一系列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的文教活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大学现代性构建的面向。在这一发展脉络下,知识分子从最初的"立法者"转向了"阐释者"[1]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之中,通过彼此的"双向互构",现代大学的秩序逻辑得以确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命运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重新审视这一秩序确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面向,剖析其蕴含的文化、教育隐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