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协和大学与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本文认为,福建文化研究是当年福建协和大学的学术强项之一。在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和延续的进程中,福建协和大学的学者贡献良多。本文描述和论述福建协和大学及其福建文化研究之若干情况:校史片断,从闽学会到福建文化研究会,校内学者的协力和接力、校外学者的参议和参与,以及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建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渊源、学术特点和学术影响。     

民国学人的理学救国论--以汤用彤、唐文治、贺麟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背景下,有不少学者积极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明理学,汤用彤、唐文治、贺麟甚至把理学看作救国治世之良药,并且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民国时期对于理学的一种深入解读,有益于理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发展,而且有助于凝聚人心,弘扬民族气节,形成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尤其是,民国学人提出理学救国,可以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新思路;把理学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有益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与复兴。     

宋代私学与理学传播:以书院为中心

宋代私学与理学的结合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私学与理学结合后,逐渐成为理学的主要传播媒介,对私学的传播者、受众、私学的传播途径、内容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点.同时,随着理学的逐步正统化,私学--主要是书院也逐步官学化,私学从而与理学传播渐行渐远了.     

理学的知识考古——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中心

理学由于是富具价值论题的哲学型态,因此其知识探求的方式一直缺乏讨论,而清代考证学的崛起所标示的汉学与宋学对立,致使理学的知识探求被彰显为不可靠的空疏风格。《仪礼》的复原工作由于极具纯形式的知识考古,因而能够成为理解理学的知识探求方式的重要对象。本文以宋末元初理学成熟时期的《仪礼》代表性成果敖继公的《仪礼集说》为中心,分析其复原《仪礼》的工作过程,以及敖门相关的经学研究,以呈现理学的知识考古。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待自然灾害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现代文学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揭示了人们对待自然的三种心态,即:屈服于自然,听天由命;顽强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设法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正视自然的力量,希望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人们面对灾害时心境的变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乾道、淳熙年间朝野对理学的批评

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 ,但同时也激起非学术层面上的对理学的冲击 ,这种冲击不过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从表面上看 ,它有效地禁锢了当权者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学说的传播 ,但实际上 ,它适有助于抬高被禁锢的思想的地位 ,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其社会影响。乾道、淳熙年间南宋朝廷的反理学声浪是理学思想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前奏     

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年至1937年为中心

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 2 0余年 ,是中外教育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本文全面梳理了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以及外国来华教育人士的基本情况、活动内容及特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交流活动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灾荒与人性——以民国时期西北为例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灾荒,不仅严重影响人口的数量、质量,而且西北人民在心理、人文、伦理上都受到极大的冲击:灾民为了生存,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抛儿弃女、贩卖人口、掘坟挖尸,甚至发生骨肉相食的惨剧。正是愈来愈严重的灾荒一步步摧残、瓦解着人性,对后来西北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恶烈影响。     

民国时期湖北省政府对辛亥文物的保护及其启示——以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中心

本文依据湖北省档案资料,对民国时期湖北省政府对于辛亥革命文物、旧址的建设与保护及日常管理进行了初步讨论。民国时期省政府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其经验与教训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宋儒应对佛教挑战的自善运动——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讨论

面对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宋代儒家不仅对佛教展开了系统的批判,而且对自身进行了反省,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善自强运动.这种自善自强运动主要表现为分辨儒佛、纯洁儒林、恢复礼制、完善学理、确立方向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努力,提高了人们对儒佛差异的辨识力,纯洁了儒学队伍,推动了礼仪制度的恢复,完善了儒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儒学的发展方向,从而成为儒学宋代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经学诠释与学统观——以全祖望对“经学即理学”命题的诠释为中心

＂经学即理学＂命题是全祖望在修改顾炎武命题基础上提出的,而不是象人们普遍认为的是顾炎武的命题。全祖望修改顾炎武的命题,体现了全祖望学术学统观与史料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学者的研究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启示我们在对待前人的著作时,不能迷信权威,要了解作者的学术学统观才可能正确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原意。     

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的非主流趋向:以中山大学陈啸江为中心的探讨

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共同体内部流派纷呈,中山大学"现代史学"运动的健将陈啸江即是其中的支流之一。陈啸江倡导具有唯物史观内核的"新史学运动",对社会形态问题研究进行学理考辨,构建着眼于劳动形态的佃佣社会说。陈啸江一方面笃信唯物史观,一方面极力反对以教条公式的态度运用唯物史观,将主义与学问分为二物,从而与以中共学者为主体的正统派呈现显著分野。陈啸江所代表的非主流趋向客观上构成对主流趋向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调节和平衡,是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多元谱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民国时期晋西北妇女生育状况概述——以保德县百人口述调查资料为中心

民国时期晋西北地区妇女的生育状况极为落后,主要体现在早婚盛行、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不注重产妇的健康等,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当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但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和保守的生育习俗也是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