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妥协

政治妥协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各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的一种社会调节机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泛泛反对政治妥协.政治妥协作为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作为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着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的统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时代,政治妥协甚至成为化解冲突的普适性的机制,同时也提升着政治系统的现代性资质.当政治妥协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选择时,社会稳定、人类和平的梦想才能真正实现.     

政治妥协的价值、原则及功能分析

政治妥协是解决政治冲突和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因而深刻理解和把握政治妥协的价值内涵、实现原则及其功能特别重要.政治妥协无论对于政治主体还是对于政治系统来讲,都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它的实现要求遵循政治宽容、双方互利和适度妥协原则.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妥协不仅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冲突,而且有利于促进政治实践中共识性政治规则的达成.政治妥协在促成政治主体间信任与合作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化解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并推进其有效运作和健康发展.     

谈判与妥协——北爱尔兰民族冲突的化解机制探析

在当今国际民族政治的舞台上,多民族国家如何构建国内和谐的民族关系,化解民族冲突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北爱尔兰民族冲突的化解是一个凸显团体理性的博弈过程,冲突各方最终签订的和平协议充分体现了权力共享的精神,其实现民族和解的经验昭示我们,民族冲突的化解需要冲突各方学会相互合作和妥协。谈判与妥协,无疑是化解多民族国家民族冲突的有效机制。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结构——新国际政治秩序论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使国家政治与经济、国际政治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关联,世界政治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面对这一新变化,学者们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国际政治新理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提出了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案,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这所有的理论中,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理解世界、解释世界,并由此构建世界政治制度的新理论,是一条更为可行、有效的路径。“和而不同”原则、文化多元原则才有可能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面向——以孟子为中心的思考

本文以孟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心 ,着重分析了儒家政治哲学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沟通的可能性。作者认为 ,孔子、孟子等儒家将社会的等级差异视为天经地义的现象 ,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无疑存在着理论的距离。但孟子在讨论人际关系中提出“乐道忘势”等观点 ,则又包含着接受、认同近代民主理念的可能。孟子对君与天下的区分及民为贵等较为系统的看法 ,为认同或接受民主政治的价值前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如果说 ,孟子对规范、礼制以及法等作用的肯定、对“徒善不足以为政”的确认 ,使之包含了与近代民主政治沟通的可能性 ,那么 ,他注重人格在政治实践中的规范意义、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以善教制衡善政 ,等等 ,无疑对近代民主政治过分强化形式化、程序化及技术理性的偏向 ,可以在思维进路上形成某种纠偏的作用。     

六朝世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以琅琊王氏为例

六朝世族实际上是世代为官的家族,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居于六朝世族之首的琅琊王氏作为最特殊的家族之一,其家族的一切活动始终离不开政治这一主线,对政治更具有超常的依赖性。因此,从微观角度认真探讨琅琊王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对于深入开展六朝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反垄断法的演变轨迹——政治博弈的视角

美国反垄断法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了典型的“钟摆式”运行轨迹,与其不断“经济学化”的主流解释存在抵牾。经济学理论、政党政治以及经济和战争危机等因素确实对美国反垄断法的演变有影响,但是这些解释都不尽周延。以生产者团体和消费者团体为代表的利益团体之间的“政治博弈”,是导致美国反垄断法钟摆式演变的根本原因。这种博弈塑造了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并不断引导美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和演变。     

政治:多元主体调整利益关系的交往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的本真含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通过处理物质利益矛盾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恢复政治的多元主体的本性.     

孟加拉国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

由于在国家意识形态、世俗化、独立运动中各政党发挥作用的大小和选举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孟加拉国几个主要政党互不信任，彼此猜忌并经常发生政治冲突。这不仅使孟加拉国的政局难以实现稳定，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且还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鉴于几个主要政党长期积累的矛盾较深，且难以在短期内化解，孟加拉国今后的政治冲突仍将难以避免。     

政治哲学的立场、意向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构建为视角

政治哲学研究者总是站在某一立场上研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就是研究者在人类社会的复杂结构中,立足于谁、为了谁进行研究的问题。当代人类基本共同体从国家走向世界势在必行,政治哲学要超越以往立场的多元而走向一元,为世界共同体构建提供支持和服务。政治哲学的意向是一种研究者确定目标对象并在意识中不断与之相互建构的互动活动。政治哲学研究如果死守某个目标对象,其研究就会丧失创造性和生命力。政治哲学研究目标对象的确定是个性化的、具有创造性的开放构建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与研究者的研究相伴始终的不断循环往复的持续过程。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专门学科,必须运用哲学的基本方法——思辨方法,但也要运用一些其他方法,如文献诠释法、历史审视法、现实质疑法等。今天政治哲学要回归其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必须改变政治哲学研究中流行的科学经验方法,在使思辨方法成为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对政治科学和政治现实始终保持批判性态度,不断推进政治复归其真实本性,体现本性所要求的实践要求。立场、意向和方法的不同决定着政治哲学的性质不同,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对我们的研究立场、意向和方法进行反思和重构。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的理性分析——以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例

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民营企业为改善政策环境而开展的政治活动.中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既要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分析其效果和效益,也要从价值理性的视角分析其社会效应.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完善规范机制、强化回应机制、构建协商机制,是提升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使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途径.     

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人格冲突与重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人格也在发生变化,为此要用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统领政治人格的重塑。     

从冲突到合作是新崛起国的必经之路——以18—19世纪美国崛起及美英关系发展为例

美国建国后,美英关系的发展历程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其中,美国为确保实力增长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抗争,而英国从干涉美国的独立、西进和内战到最后默认美国在美洲的霸主地位,经历了近1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崛起并最终被其他大国承认,需要历经漫长的岁月。本文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面对美国围堵不应持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态度,其追求的应该首先是地区大国地位,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处理好,而不是寻求扩张性的政策。     

论占领方式与被占领国政治生态形成之间的关系——以美国对日占领史为中心

美国对日占领的方式和占领过程,决定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选择,是日本历史上与明治维新同等重要的历史阶段,日本社会政治形态的形成与占领国的政治倾向性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当今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也源于这段历史。而战后日本社会中的战争反省观和历史认识等社会意识问题的形成期,同样是与占领史重合。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文化哲学解读——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

对民营企业政治行为进行文化哲学视角的解读,可以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其本质和优化的路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也形成了浙江的亚文化模式,造就了浙江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双重属性。民营企业政治行为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依赖于文化转型的推动。通过文化转型,在非理性和理性的统一中,弘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把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纳入理性化的轨道;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体系,把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在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的统一中,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架构,把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纳入公正化的轨道,构成了民营企业政治行为优化和提升的根本途径。     

论政治宽容的生成条件——以中西方诽谤罪兴衰史为鉴

近年，通过各种方式揭露、抨击、讽刺政府官员不端行为，引发了由警方以涉嫌诽谤政府罪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十余起言说者陷入牢狱之灾的案件。此类所谓“毁谤政府罪”现象所凸现的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不宽容举动并非纯法律问题，滋生它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摆脱“就法论法”进路，以史鉴今，把世界上言论自由保障程度最高的美国和近代西方民主发源地英国诽谤罪兴衰史作为参照对象，比较其与中国历史和当代诽谤罪现象之共性，揭示政治不宽容的成因，并从物质基础、制度建设、民意基础、政治认知等诸方面探索政治宽容的生成条件，有利于更为客观、理性地看待诽谤罪之兴衰与政治宽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物业管理交接中的公共冲突及其化解——以成都芳草地小区为例

在物业管理交接之际,芳草地小区的业主、业委会和原物业管理公司却陷入了公共冲突之中.这源于法律法规的滞后且不完善、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平衡、业主搭便车与参与治理等.化解公共危机、重塑和谐社区还需要：规范立法,合理监督;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合作治理;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原则分析——以社会正义为视角

社会正义是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崇高目标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基础.从社会正义的视角来解读以人为本,对于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