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生态环境教育的新途径

文学不仅应当关注人的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也应当关注生态环境.生态文学以优美的语言、鲜活的形象、真挚的情感、丰富的生态思想担当起了当代生态建设的文学责任.生态环境教育的文学途径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生态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走向文学的自觉与成熟——当代作家文学观发展轨迹的研究

本文提出当代作家文学观流变史研究的新课题。对作家文学观的生成、发展与变迁的把握,将使我们获得关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层动因的认识,从作家创作的内在机制上更好地梳理出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这就为我们敞开了一种必要与可能,追踪当代作家文学观的发展流程,展开现象扫描与理性建构,以求建立起当代文学史的一门分支:当代作家文学观发展史。     

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综论

天津文学研究随天津文学创作而产生。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成绩斐然,取得了四大标志成果,并实现了三大学术转向。但仍存有提升与开拓的空间,而要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则需要在天津作家群体建构,古近代文学文献整理,强化多元化观照视角、全面系统研究等方面继续努力。     

论文学的本土意识与当代北部文学的开拓

本文在对黑龙江本土文学现象的历史进行了纵深剖析和对世界范围某些文学现象作了横向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北部文学”的论题,认为黑龙江文学的发展不能再走“南迁”和“北流”的老路,必须牢牢把握黑龙江本土的生活现实,建树黑龙江本土意识,努力开拓北部文学的新天地,才能使黑龙江文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作者还结合有关文学现象论述了培养作家强烈的本土意识、建立北部文学独特的审美体系、塑造北部文学的“大性格”系列的问题,为“北部文学”的发展初步建构了理论框架。     

“文学政治”及其存在形态——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五

文学政治学作为研究"文学政治"的学科,主要包括四组相对应的概念,分别是: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作家政治与政治作家、文本政治与政治文本、接受政治与政治接受,由此构成了文学政治学的概念体系。     

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小说

美国文学尽管只有二百年左右的发展历史,有过不同特征的不同发展阶段,但美国文学史的新生面,可说是从美西战争开始,而以美国一九一七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这个阶段有相当数量的反帝作品(包括政论文学)出现,进一步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在美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十九世纪中末叶以来的作家如马克·吐温、艾·贝拉米、赫·加兰、斯·克莱恩、弗·诺里斯,甚至包括早期的亨·詹姆斯等,都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胜利,作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和贡献。至于二十世纪初的作家如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品,则把美国文学中…     

自然派文学与启蒙主义传统

19世纪40年代,自然派登上俄国文学舞台,一批年轻作家在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美学纲领的指导下共同抨击着当时黑暗的俄国社会.自然派的创作延续并发展了源自18世纪的俄国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巩固了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地位,使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     

论文学成就和时代土壤

本文认为,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历史性的高涨和发展迅速改变了社会生活的观念形态时,往往会迎来业绩辉煌的文学发达时期,导致文坛巨擘的诞生。从历史看,经济繁荣时期人们格外追求精神生产的发展;经济繁荣还会带来政治上的昌明的局面,有利于作家自由创造力的发挥。而要创造伟大的文学篇章,对作家来说,归根结蒂是要透彻地把握生活的本质。一个开放的时代,有利于为作家带来各种“参照系”,使作家在比较中站到更高的历史审视点上,透彻地理解时代和社会。文章指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摸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正在全国进行的大变革昭示了这一点。而文学的探杆,也就有可能测定生活泡沫底下更本质地体现社会运动的深流,从而将出现一个璀灿的文学盛期。     

90年代的叙事转型与新世纪的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新生代和私人化两次小说叙事转型,不仅是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使然,同时也与这个时期大众文化兴起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化转向,使文学更趋边缘化。但如果人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就不会对文学的处境抱悲观态度。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王光对于居京的作家来说，北京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与创作的特定文化环境氛围；对于北京来说，居京作家则以他们的创作，参与了北京文化特别是北京文学的创造。北京作家不仅仅在文学观念、创作风格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民族背景方面也有很大区别。北京自...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ircumstances for Swedish wom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ircumstances for middle-age women's general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was investigated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Swedish women, aged 43 (N = 369). The results showed non-existent to moder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 number of social circumstances variables and general SWB. The stronges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global life satisfaction. Being off work because of illness and household income were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of negative affect. A moderate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a cumulated social disadvantage index and SWB, indicating that extreme differences in this index were related to fairly large differences in SWB. In person-oriented analyses, social circumstanc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women with a typical profile of generalised low SWB and women with a typical profile of generalised above-average SWB. The results indicated strong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SWB and the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index and unemployment than was the case in the variable-oriented analyses. When personality factors were controlled for, they eliminated nearly al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ocial circumstances variables and SWB, except for those between global life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status or unemployment.     

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伦理的当代建构——基于人之生存境遇的视角

当今社会,生态伦理的重构遇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强劲对抗,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的关系成为生态伦理重构的关键。生成、发展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工业文明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上力倡＂人为自然立法＂,在伦理学上则是对于＂自然＂的＂伦理剥夺＂,背离了生态伦理之＂和谐性＂本性,导致生态伦理的解体。随着诉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基于＂生态存在论＂的生态伦理应运而生。在人之存在境遇视角下,当今中国生态伦理的重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可能出路规制着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路向。     

“符号经济”论：“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二

建立在马克思“财富哲学”和“关系哲学”基础上的“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由“实体经济”而“符号经济”的财富流转过程,来批判性地反思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从“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关系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资本的当代新形态,融入了艺术等文化因素的“符号经济”以及竞争性文化符号消费的无度扩张,一方面,“向内”制造人的等级差异、激化人类内部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竞争性符号消费又导致物品的无度消耗,进而导致自然物质资源的无度消耗,“向外”激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当今全球社会冲突与生态冲突在相互激化中日趋尖锐。“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批判意义。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辖区面积占全市的70%以上,是全市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也是保证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区域和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基础。"十五"以来,生态涵养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力度得到显著加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生态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尚未理顺。今后的发展中,应坚持整体、协调、共同发展的原则,既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关系,也要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关系,适应首都居民对环境、食品安全和休闲旅游需求的高速增长,政府应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完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     

社会正义观：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生态社会主义抓住社会正义问题并将其作为分析生态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揭示出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正义问题,而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是产生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结合起来,从政治正义、经济正义和文化正义等方面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的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走向公正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正义价值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对认识生态问题的成因以及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其内在的理论缺陷,注定其与科学社会主义还相距甚远。     

网络环境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初探

网络化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图书馆也不例外。文章从技术环境的改变带给图书馆的影响入手，探讨了图书馆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井就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做了分析。     

生态警示：气候异常与文学艺术——从天人感应角度看文学艺术的生态警示效应

从天人感应的角度看来,气候异常现象频发与人类精神生态失衡有着密切联系,两者相互作用。近二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气候异常现象出现的频率变快,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包括影片在内的各种艺术作品也越来越多的反映气候异常带来的灾难,对社会产生强烈的生态警示作用。天人感应的传统召唤更多的生态警示文本的出现,文学艺术影响人类的思维观念,从电影文本生动直观的现实效应到文学文本“恢宏的弱效应”,文学艺术在确立社会生态意识,培养个体生态责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标体系

城市生态承载力是依据生态学原理提出的一个概念。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学领域,研究的主要是江河、森林、保护区等等自然地域。本文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运用在城市的规划、设计和管理上。对其指标体系的评价是衡量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据,以评估城市在各个规划时段的生态建设成效。     

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文化问题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逐步迈进反制自然的“制胜期”——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时代。与此同时,生态危机日益严峻,文明转型势在必然。城市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活力和成绩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冲突、环境压力、交通拥堵、人口拥挤等诸多新矛盾。其中,现代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模式、生态环境质量、历史文化遗存诸多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尤为凸显。人类需要重建与大自然间的新的供需平衡、用补平衡关系,必须完成对发展意义的全新解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念,建设新生态文化系统、新社会生态系统、新文化生态系统,用有效推进的行动方式,推衍新城市规划发展观念,提高城市管治能力,改变绩效评价方式,才能找寻到新的平衡方式,并反哺自然,支撑人类的美好生活。     

Phys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children in Iran affected by the incarceration of the mother

The children of incarcerated parents have been a relatively invisible population. More and more children are being affected by the incarceration of a parent. These young people are already at high risk along several dimensions and tend to live under conditions characterised by poverty, instability and diminished access to sources of support. The study presented i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children in Iran affected by the incarceration of the mother,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by describing the problem of children of prisoners in Iran. Here we describe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with which these children are confronted. The study comprises 33 children who had spent some time in prison with their mothers but were then moved to welfare centres. The most prevalent illnesses of these children were infectious diseases, bruises, wounds on lips and fractures of the hand. The Vineland Social Maturity Scale indicated that the children's locomotion and socialisation skills were relatively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