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     

论《惜诵》的纪梦文学性质

屈原《惜诵》是整篇用来纪梦的伟大文学作品。在轴心时期产生的中国典籍中纪梦有三种途径,它们分别以政事条文、哲理寓言和辞赋诗篇的方式来言说梦和梦境。敦煌卷子《新集周公解梦》、《庄子》和《惜诵》为这三种纪梦途径的代表性历史文献。在此三者之中,以辞赋诗篇纪梦最具文学性。《惜诵》是屈原赋中的大篇,宗教性与叙事性在其中完美交融。《惜诵》中的神主要有上帝(苍天)、五帝、六神和厉神,厉神的身份为占梦者。《惜诵》和《离骚》在风格上具有一致性,崇高或曰壮美是它们的基本风格。《惜诵》的文类为赋体,因为具有叙事脉络而使得其他美质有所附丽。《惜诵》的存在说明了中国梦具有内在的历史根源,中国本是人类美好梦想的渊潭。     

采诗与删诗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简称《三百篇》或《诗三百》。关于王官采诗的说法,始见于《礼记·王制篇》: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次又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及《公羊传》何休注。《礼记·王制》篇可能是西汉文帝时的博士所作。班固、何休都是东汉时人。近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汉人的说法都是晚出的,真实性不可能很大。我认为不能说汉代学者的说法是杜撰的。其一,远在汉代之前的春秋时代的《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下面一段记载,显然是汉人诸说的根据: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之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士     

赋诗与歌诵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三·〈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说:赋诗就是歌唱入乐的诗,诵与歌意义本同,所谓“不歌而诵”,不过是汉人妄生分别的区解。他举例说: 但歌诵原是互文。先就动词方面看,……‘公使歌之遂诵之’……可见是同义的。再就名词方面看,《小雅·节南山》说“家父作诵”,《四月》说“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说“吉甫作诵”,《桑柔》说“既作尔歌”,可见是同义的。但这些话都靠不住,俞平伯先生已商榷之。作为旧话重提,今为撮录其要,参以己意,辨之如下:     

论《颂》诗不是原始宗教诵辞——《<颂>诗新说》商榷

《颂》诗中的“颂”字,历来多释为“容”,而《颂》诗本身则大家公认是周代宗庙祭祀的乐歌,是一种溶诗、乐、舞为一体的表演艺术。近世以来,有人提出异议。张西堂先生认为“颂”即“镛”字,为“镛钟”。此说虽在释字上有悖于传统说法,但仍认为《颂》诗含有歌乐舞蹈。最近,刘毓庆先生撰有《<颂>诗新说》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颂》诗源于“诵”、即诵读,疑其本字为“用”,为宗教祭祀时开册朗诵意,并由此以为《颂》诗不是乐歌而是原始宗教诵辞。这就对《颂》诗的性质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此外,他还提出大武乐章不入《周颂》的新说。笔者冒昧揣摩,觉得刘文不无不妥之处,故在此谈谈不同的看法,敬祈刘先生并方家指正。     

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则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感视作诗之“根”。迨至明、清,诗话、诗论之作诸家纷起,蔚为大观,不少著作都不乏独到的见解,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中国地方志探源

关于中国地方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一九八○年出版的《辞海》和《辞源》为代表的两种起源说。《辞海》认为,地方志起源于《禹贡》、《山海经》,即起源于古地理,因而今天有人把地方志等同于地理书,故有所谓地方志即地理之说。《辞源》认为,地方志起源于《周礼·地官·诵训》:“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方志如《晋乘》、《楚祷杌》、《鲁春秋》,即起源于古国史,因而今天有人把地方志等同于历史书,故有所谓地方志即地方史之说。     

《游悟真寺诗》考释

白居易的《游悟真寺诗》记述了“写经僧”即法诚的事迹以及“舌根不坏”的灵异传说 ,反映了唐代群众性《法华》信仰的痴迷程度以及作者本人的宗教思想意识     

法海本《坛经》的美学意蕴

法海本《坛经》的基本佛学思想之一,是佛性说而非般若义。以"空"为执、追摄佛性圆成或倡言"空空"、无所执着,是佛性说与般若义在"终极"问题上的一大基本分野。"无念",作为《坛经》美学意蕴的中心"话题",在世间即出世间的人生领悟中,即指佛性,它是被颠倒、夸大的完美人性。将佛降格为人,等于将人与人性提高到佛与佛性的高度,这是《坛经》审美理想的曲折体现。"见性成佛"、"即心是佛"、自救"自度"、"自心"顿悟、"本性"回归,实际是以佛禅方式所表述的人的一种精神性解放。而"自度"("真度")说,不啻宣告"他佛"的"死亡",这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与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坛经》所主张的无生无死、无染无净、无悲无喜的禅悟(顿悟)境界,有如王维禅诗的禅悟与诗悟同一,是一种"元审美"境界。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延寿观心思想考论——以《宗镜录》、《观心玄枢》为中心

观心思想是唐末、五代、宋初佛学思想家永明延寿心学思想脉络中的重要一环。延寿几乎将佛教的一切修习法门都纳入到观心的宗教实践之中,以一心释观心、以一心"妙观"统摄唯心之旨,同时又以观心坐实、印证唯心,使其宗教思想成为一个完满自足的理论体系。观心思想贯通《宗镜录》和《观心玄枢》,《观心玄枢》不仅是百卷《宗镜录》的理论浓缩,更是《宗镜录》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在延寿重构心宗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敦煌疑伪经三种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百多种疑伪经,绝大多数都不载于清以前的藏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其中不少都是残卷（片）,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斋法清净经》《法王经》《十王经》是隋唐五代宋初时较为流行的三种疑伪经,通过考察这三部疑伪经在敦煌文献中的现存面貌,厘清其所存卷号以及完整或残缺的情况,并从内容接续、残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迹书风相近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将这三经中的32号残卷（片）缀合为10组。通过缀合,这些原本分裂的残卷得以重聚一处;借助缀接后的写本所显示的较为完整的信息,不仅可以为这些残卷（片）进行准确的定名,还可以对其形制、内容与性质做出更为客观、可靠的判断。     

《道行般若经》与《大明度经》的语法对比

充分运用汉译佛经的同源异译经进行比较是研究佛经语言的一种重要方法。《道行般若经》和《大明度经》是两部具有同源关系的异译经,都属于"般若经"系列。《道行般若经》由东汉支谶所译,《大明度经》由三国支谦所译。与《道行般若经》相比,《大明度经》在代词的使用上较为多样化,语气词的使用频率也更高,并删掉了《道行般若经》中原有的某些句子成分,改换了个别句式。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道行般若经》偏向口语化,《大明度经》偏向于文雅化。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点商榷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归后所写的重要著作,王邦维先生1987年对该书进行了校注,为人们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该书在校勘、标点方面尚有可商之处。     

论北曲声律体系的成熟与文人对民间腔调的矛盾心态

周德清《中原音韵》为“依字声行腔”的传统曲唱建立了声韵基础,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等将曲韵、曲谱、声乐、唱论等纳入戏曲音韵学体系,促进北曲更加成熟.明代的曲学变迁以何良俊推崇北音和沈璟强调音律为主体,徐渭、王骥德力挺南曲民间声腔,祁彪佳单立“杂调”一品,构成了明清传奇南北对峙、“官腔”、“诸腔”、“北腔”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词乐雅唱”与“剧曲俗唱”矛盾冲突,并形成了“依字行腔”和“以腔传字”的痛苦扭结.     

佛禅与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

佛禅思想、观念、情感、意识和思维模式对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意境营构、夸诞玄想和求真征实三个方面。金朝文学对意境营构的追求主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以撷取"现量境"、无所执著和追求"境生象外"为基本特点。佛典禅籍夸诞玄想、高度形象化的宣教手法对于丰富金朝诗、文、小说、戏曲的艺术表现能力有深刻而显著的意义。立足于"真空"、"假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强调以直觉的方式把握真如、实相的佛家"真实"观对金朝作家主张"亲历"、"亲证"和体验生活、求真征实的创作理念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性格的析分与整合：唐玄奘及《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

吴承恩以历史传说以及<慈恩传>中唐玄奘的形象与性格为原型,以阳明心学为指南,实现了玄奘之于<西游记>的人物析分,同时又通过取经神话完成了四性的整合,以此实现取经与修心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