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约束与发展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多种要素约束,最根本的约束要素是人力资源。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不同要素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不同。农业经济时期土地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工业经济时期资本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服务经济时期通常意义上的劳动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知识经济时期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经济的持续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突破该阶段首要要素制约的过程。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外贸易至关重要。发展对外贸易除了可以获取本国的短缺要素,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有利于本国经济不断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市场范围支持。     

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的经济学思考

建国以后,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曲折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要素配置规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八十年代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其效果都因是否遵循生产力要素配置规律而明显不同。回顾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违背生产力要素的配置规律,是造成我国农业长期落后和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及由此带来的破坏生产力要素配置规律的种种因素仍在起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研究

本文运用改进后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罗余值对云南省历年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贡献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全要素生产率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资本和自然资源是推动云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明显的起伏发展趋势,并且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云南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与劳动力,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三者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模型中分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程中兼顾了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更为关键;相比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显著;相比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在当前阶段更有经济效率。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研究

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生态消耗三大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度,按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资本、能源、劳动,而全要素生产率、CO2排放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这也表明,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亟待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因素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制度因素则阻碍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加大教育投入和R&D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以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要通过优化环境管制政策,健全环境标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因素比较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因素的异质性是多样化的,既来自于要素投入,也来自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因素区分为投入要素和影响因素,并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对2000-2012年广东地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明显,欠发地区要素投入表现不足并且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显著低于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显著。     

试论非正式制度及其对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 ,影响人们行为方式选择的非制度化行为规则。它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潜在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偏见、乡规、习惯等。在西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 ,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阻抗因素。因此 ,必须建立起非正式制度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民营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与评价

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完成对我国民营经济各增长要素的定量化分析,首先分析了经济增长及其增长因素,进而对索洛经济增长速度方程做了进一步推导,实现了丹尼森经济增长五要素的量化。基于这种量化,分析了我国民营经济中工业和建筑业各增长要素,并对各增长要素的贡献率加以求解。结果表明,我国民营经济正在走向成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 30 个省市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1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向以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转变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维度,基于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的分析,从资源配置效率与微观生产效率层面选取影响因素,利用中国2003-2015年30省区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技术引进、对外经济开放、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各因素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效应呈现出区域差异,空间异质性因素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空间一致性因素为对外经济开放、制度安排,因此,东、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与逻辑不尽相同。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应用述评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分别反映了经济增长效率的静态与动态水平,由于学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的认知仍然存在分歧,其中,在要素范畴的选择与度量指标上的不同,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值差异的基本理论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两大类,在应用具体测算方法的实证研究中要充分考虑测算方法的约束条件、应用领域、研究目标和所测算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此基础上,今后在核算资本存量水平时要分时期和地区测算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和资本折旧率,以便提高其测算结果的可靠性。     

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基于Rybczynski方程矩阵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7～2007年我国分地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通过估计Rybczynski方程矩阵模型,对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与要素禀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要素禀赋(包括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是影响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劳动和资本的地区禀赋差异对大部分制造业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而自然资源是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我国工业生产率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一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程度、来源和影响因素是贯穿宏观经济计划和宏观管理政策制订的核心问题。本课题利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以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为基础,把工业生产率增长因素分为要素扩张和要素效率提高两大类,系统考查影响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因素,各因素作用的机制及效力,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研究主要沿着经济整体、省际和行业3个层面,运用面板数据,测度贸易的技术溢出、FDI的技术溢出、国内R&D以及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条件等因素对工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     

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经济发展

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物质等传统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作用开始下降,人力资本上升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因,农村迫切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但当前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生产力低下,人力资本的匮乏,开发人力资本的机制不合理等因素,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合理的投资机制将对促进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海南省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实力要素研究

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村综合经济实力和影响海南省贫困地区农村综合经济实力的主要因素 ,以及贫困状况与农村综合经济形成要素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了农业支出(发展 )资金和劳动力的能力是贫困县市最薄弱的环节。因此 ,如何提高贫困县市的农业发展资金和劳动力能力 ,是未来贫困县市农村经济的工作重点。     

资本、劳动及技术水平与西部经济增长--基于陕西省1952～2011年的数据

以改革开放及西部大开发为重要历史节点,将1952～2011年划分为三个时期,基于陕西省的要素投入数据,分别估算了西部经济增长中资本、劳动及技术水平的贡献率,并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判定。结果发现：（1）整个时期内资本的贡献率远高于劳动及技术水平的贡献率;（2）不同阶段由于经济环境及政策等的不同,要素贡献率有所变化。改革开放后到西部大开发前这一时期,技术贡献率大幅上升;西部大开发至今,劳动贡献率有所增加;（3）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属于高度粗放型。西部地区需要在维持资本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持续加大教育及科技投入,逐步转资源密集型为科技创新型,实现集约化可持续发展。     

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演化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道格拉斯·诺斯在早期研究中发现私有产权的建立固然可以导致经济增长,但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会影响制度绩效。其后期的研究转移到了对社会习俗、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方面,逐渐构建了一个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线的分析框架,得出了非正式制度的演变是制度变迁主要原因的结论,掀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非正式制度的热潮。我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正确认识和研究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对于推动我国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西部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西部经济周期的波动与东部相比有其特殊性。总供给要素、总需求要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对西部经济低增长和西部经济周期波动具有直接的影响 ,政府应在此基础上实施东西部有差别的宏观调控 ,特别要针对西部经济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 ,提升西部经济周期运行波位 ,促进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资本困境与经济增长

对于西部地区来讲,资本运用低效益和资本供求约束形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两难困境.本文分析和预测了西部地区资本运用状况和资本积累能力,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突破西部地区资本两难困境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以劳动、劳动力素质、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因素来替代资本,并以此弥补资本的短缺和不足.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特殊性研究

从制度这一视角出发 ,重点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正式制度创新中的主要问题及非正式制度的约束特征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民族地区如何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以制度创新促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思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