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概念探析

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文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中国模式”与其他发展模式的对比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概念,最后总结出了把握“中国模式”需注意的三点。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认识的三个阶段

毛泽东开创并巩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大业。他遵循了“苏联模式”又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由比较正确走向“左”的轨道。邓小平抓住发展生产力这把开启认识大门的钥匙,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升到新的水平。江泽民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不断实践、认识的过程,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达到全新的高度。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为人们从源头上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立论依据。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能说明中国选择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却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完全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且,我国至今也远没有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更没有完全扬弃资本主义的弊端,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最终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奠定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首要前提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力量之源 ;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 ;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 ,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建立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为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到提出“实现四化” ,到确立“三步走”发展战略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大庆版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纪念毛泽东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60周年

“工业学大庆”是一场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群众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探索。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智慧”,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优势”,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模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谱系的传承史上都具有坐标地位和开篇意义,堪称“大庆版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参考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人权事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权内涵丰富,人权意义深远,是对邓小平人权理论的丰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强大的前进动力。     

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学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规律。创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有利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 ;有利于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逐渐走向新常态。新常态以“两个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回答为理论核心。“两个逻辑”的新概括,是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回答。“两个逻辑”的新概括,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提升到新水平,由构成性认识到总体性认识,由外延性认识到内涵性认识,由特征性认识到本质性认识。只有坚持“两个逻辑”辩证统一,我们才能不断破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确保长治久安、如何筑牢精神家园、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等重大时代课题。在破解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升级版。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

“杜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理论,今天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但由于这种范式是对“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发展范式,故显得已容纳不下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了,也就是说现有的“二分范式转型论”的“单层转型”的模式——“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理论,已不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理论的支点。因此,我们必须赋于“社会转型”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来代替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框架才能够为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共时态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成为真正社会转型理论的支点。     

论“好人现象”中熠射的微善价值

“好人现象”彰显了“于平凡之中实践高尚德性”的道德精神,生动诠释和展现了“微善”价值。“微善”不仅是一种在实践理性支配下的道德理念,更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具体道德实践行为,其在哲学层面上综合地体现为小与大、内与外、得与失相互交织的关系图景。面对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社会转型期,正确把握此种关系,将会对落实和践行公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判定、成因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在实现路径上具有契合于自身国情的独特性质。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工农城乡关系等结构的转变,但中国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为组成要件的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推进的过程,这区别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现代化的“串联式”进程。在学理意义上,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判定依据是其具有实现“时间短”、推进“强度大”和发展“形态新”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导源于中国开放背景下的后发优势、大国经济中的地区试验和跨国比较中的制度优势,其中,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独特制度为“并联式”现代化的形成提供了根本保障。深刻理解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路径特征和形成逻辑,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创新和拓展已有的经济理论具有促进作用,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实践启示。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本文围绕“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一主题，首先阐明了“南方谈话”的根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其次指出了“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最后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七一”讲话对“南方谈话”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一是它对“南方谈话”精神的继承、总结与发挥；二是它对“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如理论主题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深化与丰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涵拓展等；三是它对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     

全面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大文化”概念便于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操作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把握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问题。     

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 ,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作了艰辛探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工业式”现代化模式和“四个现代化”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方案及“三步走”发展战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继续推进现代化为重要任务 ,把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重要目标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论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以反讽手法使用的“中国社会主义”,后来不仅成为对“社会主义”作广义和狭义划分的参照工具,而且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素材.就经济的社会形态而言,前现代中国的亚细亚社会结构的彻底打破有赖于改革事业的全面深化.从上层建筑来看,以“儒家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古代空想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变型,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扬弃对象.     

深刻理解“十个明确”对“三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党的二十大确认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这些主要内容中,“十个明确”无疑居于核心地位,是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大厦的“四梁八柱”,因而是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十个明确”是紧紧围绕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逻辑地展开的,从根本上深刻回答了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三大时代课题”。深刻理解“十个明确”对“三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也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理论思维的冲动:“中国模式”的哲学考量

从本体论看,“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从认识论看,“中国模式”尚在建构之中.“实例的总和”表明我们只是认可而非认识了“中国模式”.学界应对“中国模式”多作形而上的探究,藉以实现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必须对“中国模式”作思维着的考察,才能获得关于“中国模式”的确切的知.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虽说不是普世的,但也不是一个孤本,至少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方法论.     

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模式研究

由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严重影响,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区域发展战略模式的利弊,并努力寻找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西方国家实施的“治理模式”和“加速模式”有其合理性,其核心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使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保持在环境平衡的限度内。而中国实施的“快速模式”无疑是摆脱传统发展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选择“快速模式”不仅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可以实现环境的不断改善,最终可以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标示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崭新路径,标示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宏大目标,标示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三个代表”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