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贪污贿赂罪浅析

我国古代社会各朝统治者均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其法律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律的出台,更是集历代立法之大成,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进行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从侵占型、挪用型、贿赂型三方面对唐律的贪污贿赂犯罪立法进行探讨,以期在法律上为我国的反腐倡廉提供借鉴.     

浅谈唐律中不作为犯罪的几个问题

不作为犯罪是以消极的不作为形式触犯法律,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唐律中虽然没有明确不作为犯罪的概念,但实际上规定了大量的不作为犯罪以严密法网,维护封建统治。同时,唐律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呈现出法律泛道德化、义务主体多样性等特征,某些规定对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

作为现阶段从严惩治腐败政治诉求的刑法回应,《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作了重要修改,许多修改内容均值得肯定。但其总体上并没有破除贪污受贿立法本来存在的结构性积弊,重新编织的贪污受贿刑事法网以及调整的惩治力度,不但没有提升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反而是"名严实宽",难以满足反腐败刑法供给的需要。理论上进一步评估和探讨此次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修正的得与失,可以为全面修正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理论铺垫。1     

埃塞俄比亚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及其启示

1960年<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创设了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其立法内容严谨、科学、先进,颇具特色.主要表现有三:彻底贯彻子女地位平等原则;适当扩大适用范围;倾向维护亲子关系的稳定性之立法价值取向.其以"子女"统一称谓、将同居关系纳入调整范围、采用"受孕"与"出生"并重学说、将明显之客观事实作为推定规则之除外规定、受推定子女亦可享有否认权、用例示方式具体规定否认理由等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行贿犯罪的刑法立法检视与调适

行贿犯罪是我国当下腐败犯罪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行贿犯罪的有效治理关系到我国反腐败的现实效果。检视我国刑法中关于行贿犯罪的规定,行贿犯罪刑事法网不严密、定罪量刑标准不合理、刑罚配置不科学。基于当下我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借鉴域外行贿犯罪的有益立法,为进一步完善行贿罪的刑事法制,我国有必要增设"为利用影响力行贿罪",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适时调整定罪量刑标准,取消"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素限制、扩大行贿的对象范围、扩展行贿的行为方式;科学配置行贿罪的刑罚,进一步完善罚金刑、合理设置资格刑、完善特别自首制度。     

中外洗钱犯罪比较研究

洗钱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复杂的高智商犯罪。而深入系统地研究、借鉴国际社会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进一步规范我国刑法洗钱罪的罪名体系;适当扩大洗钱罪的范围,将清洗贪污贿赂的行为纳入其中;增加规定"混合没收"的没收方式,完善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和国际合作,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将有利于遏制洗钱犯罪。     

日本特别法中的贿赂罪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规定虽已缜密,仍不能涵盖全部。为弥补刑法关于贿赂罪之不足,日本在很多特别法中设置了有关反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款,来具体对本领域内贿赂犯罪的构成及惩治做出规定,这些特别法从时间上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前,从内容上涉及行政法、经济法,甚至体育法。这些规定在预防和惩治不同领域内的贿赂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我国立法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确立了全面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对于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积极履行了缔约国的义务,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总体上顺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化趋势.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打击网络犯罪中的少数人权利保护——《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介评

2003年1月28日,欧洲理事会通过2001年<网络犯罪公约>之<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它是最先关注通过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并将之刑事化的国际立法.它确立了四种犯罪:通过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资料、以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为动机的威胁行为、以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为动机的侮辱行为、否定灭绝种族罪和反人道罪或认为其罪行轻微,赞成上述犯罪行为或认为其正当合理的行为.借助<网络犯罪公约>所建立的先进法律机制,<议定书>形成了通过打击网络犯罪中的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的国际法律机制,对于完善我国相应刑事立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家庭暴力犯罪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普遍、最复杂、冲突最激烈、同时也是最为隐蔽的一个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我国不仅缺乏规制家庭暴力犯罪的专门立法,而且现有的诸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处罚法>等这些相关法律条款对家庭暴力犯罪规定得也比较笼统、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为反家庭暴力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从而使得家庭暴力犯罪始终处于"超越我们的控制"状态之外.因此,应当制定打击、防范家庭暴力犯罪的综合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立"家庭暴力罪";规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引进外国的保护令制度.切实加强对处于暴力威胁状态下的妇女的保护;实施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使对受暴妇女的救济落到实处.     

试论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是一个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国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亟需刑法的有力保障.虽然我国97刑法典增加了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定,但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仍明显滞后.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我国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犯罪之规定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完善之策,认为在立法形式上,应规定罪刑明确而独立的非刑事法律规范;污染环境犯罪应以"危险犯"为基本犯罪形态;应增设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罪.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多哈健康宣言》之后的发展

<多哈健康宣言>、<总理事会决议>以及<修订TRIPS协定议定书>所建立的"第6段机制" 放宽了对医药产品的专利限制,突破了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药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廉价专利药品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借鉴国际和国内层面考察实施"第6段机制"的立法和实践,我国立法应立足于促进我国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     

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是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等目标的犯罪。我国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呈现出以预防为导向的立法趋势,对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惩治具有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从严从重处罚的特征。借鉴域外的相关刑事立法经验,我国应理性把握刑法前置化标准,建构严密的刑事法网体系,坚持混合式立法模式,强化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关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内容的衔接。     

试析《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程序在本体上是一种控权机制,程序控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制约模式.现代积极行政的发展,要求确立"服务本位"的理念,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必然离不开行政程序的规范和调整.<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填补了我国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空白,对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具有开创和借鉴意义.本文从总体上着重论述<规定>的意义、立法目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并具体介绍了<规定>中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范性文件登记制度、时限制度、行政听证制度以及存在的缺陷.     

《唐律》对僧道的法律规定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统治者习惯用刑律来规范与佛道教有关的一些问题.<唐律疏议>的<名例律>、<户婚律>、<贼盗律>等篇有涉及僧道的一些特殊规定,如确定僧、道的称呼和地位,严禁僧、道威胁朝堂的稳定,惩治擅自充任僧、道的行为.惩办诬告僧道的行为,打击僧道行奸的行为,惩罚盗毁佛道教神像等行为.这充分反映了唐朝立法"一准乎礼",缺乏宗教神圣立法而流于传统俗世立法,立法规整而违者以身试法,对僧、道的规定有过泛过宽趋向等特点.     

唐律强盗罪及对我国当代立法的启示

唐律有着"东方罗马法"的美誉,它不仅最早将各种情形的经济类犯罪统一区分为"六赃",还首开人类量刑规范化的先河。对于"六赃"之首的强盗罪,它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系统概括了该罪的罪状,并按照由轻至重的顺序依次规定了7个等次的法定刑幅度。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唐律关于强盗罪的立法不仅颇具与当代罪刑相适应的韵味,而且,对于犯罪过程中持杖、杀人、伤人行为刑罚的陡然加重,也蕴含着尽可能使被害人免遭人身伤害的匠心和智慧;同时,还使自远古以来绵久悠长的用刑尚宽思想在制度和实施层面上都落到了实处,并对我国当代抢劫罪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本土文化资源。     

严而不密:对当前我国受贿犯罪法律规定的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顺应社会发展,对提升刑法抗制犯罪的效能具有积极意义,但其第13条的颁行,暴露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法律规定在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以及相关法律术语等存在的主要问题,使得实际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与立法初衷相差甚远.从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技术及传统思维方式上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呼吁尽快建立受贿犯罪罪名体系.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内立法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缔约国建立和完善反腐败犯罪立法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公约"的基本刑事思想及对缔约国的要求主要是以预防为主,更加高效有力地打击腐败犯罪.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以及2010年8月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是我国履行"公约"的积极成果.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距"公约"的要求仍有差距,主要是缺乏反腐败犯罪的专门立法以及在反腐败犯罪的定罪体系、法定刑、特别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反腐败犯罪立法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