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美学:审美至上的"趣味主义"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丰富多彩,究其核心和相互联系,乃是建立在"趣味"基础之上的有机体系.他肯定审美的"趣味"即情感快乐在生活与艺术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揭示了"趣味"之美的唯心本质、创造来源和风格种类,尤其深入分析了书法、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并以新的文艺趣味观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其变法实践张目.     

"趣味"的"对境": 梁启超对"趣味"的审美阐释

不同于形象直观的审美鉴赏的"及物"性,作为活动动力并广涉整个生活领域的趣味以"涉事"为特点.所以,梁启超把趣味的对象称作"活动的对境",而不是"形象".趣味主义只承认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梁启超据此列出劳作、学问、教育、艺术和自然等作为趣味的主要对象性载体.从梁氏对趣味对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趣味对象呈现出普泛化、生活化、活动性特点;他突出了"对境"有趣化的主体根据;他理解的趣味是功利与超功利相统一的、超越而又入世的调适人生状态.     

"新民"和"趣味":梁启超实用化美论思想及其启示

梁启超力求把审美的外在目的和内在需求统一起来;把美对社会进步的间接作用与直接作用结合起来;把审美的自律和社会的他律结合起来.这些尝试和努力清晰地反映在其文学作品关于"新民"、"新小说"、"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等思想的表述中."新民"和"新小说"启蒙民众的目的明确,彰显梁启超美学思想对进步、民主、科学和自由的精神追求;"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潜蕴生活审美,用广义的生命趣味和艺术给审美以本体规定与价值定位."趣味"美论和"生活的艺术化"思想与"新民"和"新小说"思想折射出梁启超以真善美为价值取向的独特美学品格,对于今天的文化审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电视剧艺术特性论

电视剧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态,根本基础在于其具有的独有特性.本文确立了家庭日常收视的传受特性是电视剧所有特性的发生学基础这一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从电视剧的传播特性、内容特性、艺术特性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电视剧的传播特性构成了其内容特性和艺术特性的前提,电视剧内容上的真实性和生活化,艺术上的现实主义、通俗性叙事、以"话"为主的声画关系、弱作者性等特点,都受制于其传播特性.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知电视剧自身的艺术特性,同时也为电视剧艺术生产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审美空间"--艺术意境的现代界说

在各种各样的意境内涵现代界说中,主要有"情景交融"说、"典型形象"说、"想象联想"说、"情感氛围"说、"审美空间"说和"哲理意蕴"说这六大界说,各学说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意境内涵的界说系统.艺术意境的"审美空间"说强调意境是生于象外的"艺术空间"、"想象空间",注重意境生成时的心理想象特征,注重中国古代审美心理超越"象外"的艺术趣味,切合中国艺术审美实践的感性经验."审美空间"说的提出,在建构意境范畴的内涵系统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上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时代的召唤——对八九届美术专业毕业生作品展的几点思考

一、多元的时代艺术与时代紧紧相联,不同时代的艺术总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规范.当代人需要当代艺术,而当代人的审美趣味,艺术需求是多元的,多角度的.正因为如此,一批批青年艺术家为了满足人们这种日渐变化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在八五、八六年进行了不断冲刺,他们借鉴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技巧,企图建立一个多元的艺术欣尝世界,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审美现代性与"人工制品"——对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的人类学思考

"艺术终结论"反映了艺术自现代化以来最大的悖论:一方面是艺术的泛滥,另一方面是人类极度缺乏艺术,艺术成为无力表达人类审美需要和实现审美交流的"孤岛"和"特区",艺术成为当代社会中最大的问题之一,从美学、艺术学和文化学视野提出"审美现代性"仅仅是现代性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对此,可从审美人类学角度重新定义"艺术",提出"人工制品"概念,重新思考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突出艺术与人类社会的整体价值、艺术与整体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性质,恢复艺术实现审美交流和满足审美需要的中介功能.     

我国电视剧审美现代性的表现形态

新时期中国电视剧的迅猛发展是一件令人瞩目的现代性事件.对于中国电视剧艺术来说,新时期的时代生活不仅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和更为鲜活的人物传奇,而且使中国成为了电视剧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电视剧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通百姓最喜爱的虚构叙事艺术.     

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再谈"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英雄人物

电影和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是中国影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因此,中国影视的商业化环境和制作也处在一个过渡和完善的阶段.于是,影视创作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浮躁、生硬和幼稚的现象,"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中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就是一个例证."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热潮的掀起除却"红色"招牌、经济利益之外,更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那就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英雄情结.一些不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在审美文化判断上出现失误,把商业化运作和英雄形象对立起来,伤害了观众的感情.事实上,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英雄形象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荣关系,"红色经典"的英雄神话带有一定的商业类型特征,完全有可能把"红色经典"中英雄人物的政治神话成功置换为商业神话.从影视商业化的规律看,商业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从来不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是巧妙地包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试析"古装主旋律"电视剧作品的叙事策略与角色设置

一、"古装主旋律"电视剧的概念界定 近几年,"主旋律"电视剧不断尝试与不同叙事模式嫁接融合,形成了多种易于复制的作品类型.有一类作品,以199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播出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及此后陆续推出的《康熙帝国》《天下粮仓》《甘肃米案》《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汉武大帝》《施琅大将军》为代表,以我国古代为书写背景,以政绩卓著的先皇明君和忠心为国的诤臣奇士为故事主角,以人物传记和历史大事为线索,以争夺权力、惩治贪官、改革弊政、保卫疆土为主要情节,以"历史正剧"为宣传点,笔者将这一类电视剧作品称为"古装主旋律"电视剧.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