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操纵性与主体性

操纵学派翻译理论以其崭新的视角,指出翻译主体受到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它克服了语言学派只注重文本而忽视超文本因素的偏颇。但是,这种操纵性不仅包涵被动操纵,而且包涵主动操纵,译者的主体性毋庸忽视。本文用对比和实证的研究方法,探讨近代文学翻译的操纵性和主体性的隐显问题,以揭示操纵学派翻译理论的价值和局限。     

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学文化转向解读--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

本文梳理了翻译之文化转向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指出将翻译研究置身于文化语境加以研究，跳出单纯的语言层面的微观研究，将有助于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的翻译活动发挥更强大的沟通交流功能。在文化学派已是西方翻译理论主流学派的今天，本文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分析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对于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也期望通过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及其多样性的探讨，对目前中国译界有争议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建设＂课题的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探索

鉴于目前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中存在范围不同、标准不同、名称各异的情况,从宏观的角度以翻译的研究层次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理论分为三大流派：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和阐释学派,语言学派主要由对等派、功能派和认知派构成,而文化学派则涵盖了翻译研究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综合法,其中翻译研究派又可进一步切分为多元系统理论、规范理论和操纵理论。通过从新的视角进行讨论,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流派划分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简析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兴起及发展

从探讨内部动力和外部启发着手,文章简要梳理分析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兴起和发展.翻译研究学派倡导翻译应该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出现是翻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破,为翻译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前景.随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也蓬勃发展起来.     

语境对译者的操纵

从当代译学对翻译进行外部研究的趋势出发,分析了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译论和权力话语理论的共同特征,即都是从文化或政治语境这一宏观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关注目的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强大操纵能力,还具体探讨了目的语语境中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和文化地位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     

特拉维夫学派翻译理论综述

特拉维夫学派率先将翻译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本的语言层面,而把影响文本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考虑在内。该理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对特拉维夫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埃文·佐哈尔和吉迪恩·图里的翻译思想进行梳理,认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影响深远,成为特拉维夫学派的奠基理论;图里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以“翻译规范”概念为核心的面向目标语系统的翻译理论。特拉维夫学派产生之后t许多翻译研究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继承,进而促成了与此相关的翻译学派的产生。     

语境对译者的操纵

从当代译学对翻译进行外部研究的趋势出发，分析了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译论和权力话语理论的共同特征，即都是从文化或政治语境这一宏观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关注目的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强大操纵能力，还具体探讨了目的语语境中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和文化地位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苏联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等值思想探微

苏联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翻译思想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等值思想。将其梳理清楚,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苏联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翻译思想。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苏联等值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的介绍,解读其等值思想。     

近代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视野转换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从文化学派翻译观的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等三个方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现象,指出近代译者任意增删、误(漏)译等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     

从张谷若译《还乡》看译者的主体性:被操纵的译者和操纵的译者

本文以张谷若对《还乡》的翻译为个案,运用操纵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试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探索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说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性和主动性,提出应该充分肯定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     

描述翻译学概述及其发展趋势

描述翻译学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以研究操纵翻译行为的规范为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对翻译研究的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色列学者图里1980年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并于1995年推出新版,其中的＂翻译规范＂概念一直是描述翻译学的研究重点,而＂伪翻译与假称翻译＂的例子则诠释了翻译规范的作用效度。90年代初,以巴斯内特为代表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掀起了一场＂文化转向＂运动,将描述翻译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针对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描述翻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结合社会学因素,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思考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以及翻译规范概念。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在分析了其优势后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翻译研究还要注意对翻译本体的把握。     

从张谷若译《还乡》看译者的主体性:被操纵的译者和操纵的译者

本文以张谷若对《还乡》的翻译为个案,运用操纵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试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探索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说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性和主动性,提出应该充分肯定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     

翻译研究的发展回顾

文章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立的过程入手,讨论的翻译研究走向独立的主要途径,翻译研究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从操纵论角度看严复的翻译

从传统的翻译理论来考察,严复的译著往往被视为“不忠”与“改写”,但如果把严复的翻译置于以Lefevere为代表的操纵理论学派的角度下重新审视,会发现严复的翻译是他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种因素共同操作影响下的产物.     

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研究

立足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关于翻译诗学的界定,分析杨宪益的中国典籍文献英译实践,从“可译性”的哲学思考、翻译的文化保真、翻译的读者观照和译文标准——“惟信惟真”等四个方面展开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的剖析,力争在翻译文字的吉光片羽中梳理、提炼出杨宪益秉持的翻译理念,为构建具有中国风范、中国气韵的中国翻译思想体系提供典型样本。     

社会文化语境对鲁迅"直译"主张的操控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受到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鲁迅采取“直译”翻译方法的根源,可以运用译学研究文化学派的理论,从文化层面上予以解读,以此探得操纵其“直译”方法的思想意识和诗学,表现为“洋为中用”“拿来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实现中国语文改革,建立现代新文学的文化目标,从而揭示翻译具有的思想和文化建构功能。     

《新青年》编辑部对文学译介的赞助路径探析——以《基尔米里》中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五四时期陈嘏对自然主义小说《基尔米里》的译介为中心,探究了其中国之旅的缘起,运用文化学派的操纵理论,从文体选择、翻译策略和社会传播等方面归纳了该作品赞助人《新青年》编辑部的赞助路径,以期能对当下翻译文学作品文化价值的实现有所启示。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

到目前为止,古今中外的翻译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学派。一是语文学派(PhilologicalSchool)。该学派从经验出发,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翻译技巧,提出过一些翻译观点。但它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柱,过于抽象、宽泛或肤浅,缺乏说服力。二是语言学派(LinguisticalSchool)。该学派是应西方语言理论日趋成熟而诞生的。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研究的理论化和科学化打下了基础。本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以惊人的胆识将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中,从而使翻译研究第一次迈进理论和科学的宫殿。由于有语言学作它的理论支柱,这一学派显然具备了语文学派所没有的优点,更具说服力。但是,由于翻译的复杂性,无论语文学派还是语言学派都不能解决所有的翻译难题。翻译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仅与语言或文学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它还与以语言作为外壳或载体的文化密切相关。以上两个学派因受其研究角度的局限,仅能解决某些特定问题,却不能解决翻译的实质性问题——翻译中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