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法定职责”判定标准的构建

我国行政诉讼的体例以普通行政诉讼为主,行政公益诉讼为辅。相较于传统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保护公共利益和客观法秩序之目的、检察机关为起诉主体、诉讼程序呈“双阶构造”、判决具有对世效力等新特征。因其特殊性,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内核也发生了变化。应将“不履行”类型化分为未履职、未有效履职、履职但有瑕疵、未及时履职和不回复检察建议等类型。法定职责的范围除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外,还包含了“三定方案”和权力清单等。对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定,应当首先从行为要件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如果行政机关在行为要件已尽其所能,则要根据行政机关的抗辩事由与公益受损状态的因果关系再确定其是否履行职责,而不是仅通过结果标准直接给予否定。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规制——以行政机关履职行为为例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的价值不断突显,现有的个人信息处理框架主要是按照私人机构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逻辑来设计的。然而,与一般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相比,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形成了公法关系,不同于私人机构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因此,告知—同意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履职行为中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基础,基本考量应为信息共享前提下的公共利益。将公共利益作为行政机关履职行为中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理由,并适用比例原则实现信息共享,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借由履行法定职责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处理,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还应遵循科学、中立的组织规则,破除不对称的程序规则,适用于行政行为的监督救济规则。     

论强制履行法定职责

强制履行法定职责是对行政主体的失职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文章认为 ,目前我国强制履行法定职责的适用范围还比较狭窄 ,需要适当扩大 ;强制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内容应当由责任追究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定 ;在某些特殊条件下 ,强制履行法定职责的适用应受到限制     

正确认识和处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司法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明确司法审判权对行政权既有监督和制约作用，又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对于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有着重要意义。行政权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需要用法律武器加以保护。但这种权力如果缺乏法定的监督和制约，就有滥用的危险，从而导致国家和社会的混乱。在我国，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授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司法审判权，通过行政诉讼，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方…     

论中国司法审查的空间

依据法治原则,任何公权力的行为都应当接受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审查,从各国的实践看,这种审查主要由司法机关或者类似于司法机关地位的特设机关进行。但受各国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司法机关地位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机关并不一定能够对所有的公权力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我国目前正处于司法改革过程之中,司法机关对公权力进行审查必然是司法改革的一大热点。简而言之,我国的司法机关不具备对公权力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条件,但完全具备对公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基本条件。     

略论行政规章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将行政规章明确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据此，行政规章便获得了“司法豁免”权。但笔者认为行政规章应当纳入司法审查之列，这样才能充分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有力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真正实现行政法制化。一、行政规章自身特点决定了对其实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所谓行政规章，是指经合法授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制定颁布的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我国《宪法》第90条第2款和地方组织法第51条第一项的规定，目前我国行政规章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形式：国务院各部委…     

论非诉行政执行期限性质与逾期责任

法律设定非诉行政执行期限的目的是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行政非诉执行期限属于义务型期限,期限届满的法律后果是行政机关丧失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权利,逾期提出申请属于程序违法。程序违法的性质和非诉行政执行中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不一致,决定了行政机关不因逾期申请而免除执行生效行政决定的法律义务。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所指向的客体是公共利益,将"不予受理"作为行政机关逾期申请的法律后果,不仅没有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机关起到任何惩罚效果,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公共利益。为兼顾公共利益和惩罚行政机关程序违法行为,法院可以在受理行政机关逾期提出申请的同时,采取将行政机关逾期情况予以公告、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等措施,构建将行政机关责任作为不利法律后果客体的制度设计,还能够一并解决行政机关在非诉行政执行期限届满后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不作为问题。     

行政处罚的证明责任刍议

借鉴我国司法诉讼理论和国外行政程序法中的证明责任制度,行政处罚证明责任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和提供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或者证明主张的责任,以及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证明责任,致使案件事实不明或者事实错误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证明责任在我国行政机关和当事人之间依据各自的法则进行分配。     

行政机关与行政诉讼执行

行政诉讼执行包括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司法裁判和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在行政诉讼司法裁判的执行中,对行政机关的“执行难”将不利于人民法院裁判内容的公正性和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有必要增设执行措施予以完善。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在行政诉讼执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为确保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实质审查。     

司法行政权配置探微

司法行政职能配置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司法与行政的关系,而且与司法的公正性、独立性和效率息息相关。为革除现行司法体制中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的"毒瘤",当务之急就是重新配置司法行政权。横向上,应该把司法机关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司法行政事务剥离出来,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让司法机关轻装上阵,专心司法。纵向上,先将其统一到中央和省两级司法行政机关较为现实。     

论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

司法监督控制是保障行政立法正当性最终的、最有效的机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广义的司法审查包括司法机关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全面审查。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并不能代表全部司法审查,因为它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包括对行政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对授权法(法律)和授权立法(行政立法)的审查,必然涉及违宪审查的问题,同时也必然涉及行政立法之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因此,我们讨论的领域不得不适当拓宽。     

行刑衔接视角中的合规互认：正当性风险与应对

合规互认对于扩大合规整改实效、增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同性、实现对涉案企业充分的法律激励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但在当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并存的二元体制下,强制性的合规互认具有显著的正当性风险。此种风险主要表现为：法律依据不充分、程序功能混同、不当限制行政裁量权和弱化法律监督职责。在二元体制下,需要反思“刑事先行”的衔接方式,以侵害法益类型作为区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基准,在遵守刑法谦抑性和从属性原则的立场下,强化行政执法对于秩序性法益维护的主体责任。在坚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独立价值的立场下,明确行政机关对于秩序类违法行为的先行处理职责,将合规互认限定于不法行为构成要件相同的有限情形并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自主权,从而推动合规改革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全面协同。     

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困境与出路

行政相对人的抗辩权已经获得了现代行政法的普遍承认,因而抗辩行为已经从一项事实行为发展为一项法律行为.但是,近年我国一些行政相对人常以暴力、自伤等极端方式提出抗辩,表明延宕于我国数千年的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困境仍在继续.究其原因,在于现代行政法所提供的抗辩机制仍不能充分满足行政相对人对于抗辩利益的追求.为此,需要针对我国民众的抗辩习惯与特点来完善我国当下的法定抗辩制度,以形成一个理性抗辩的制度模式.     

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困境及完善建议

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生效的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对其产生了信任与依赖，进而即会以此行政行为作为依据开展相关社会活动。鉴于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被确立，它对行政主体撤销权、废止权等行政权的行使形成了约束与制约。以此为出发点深入研析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状况及困境，基于立法、司法、执法三个维度提出建议。在立法层面，指出要在宪法中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予以确立、对公共利益的概念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在司法层面，应适当拓宽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司法机关应统一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审查标准；在执法层面，应提高行政人员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重视性、建立信赖利益保护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健全行政撤销机制等。     

社区矫正组织关系的实践困境探析

社区矫正组织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平权型关系和隶属型关系。平权型关系以司法行政机关为核心,主要应对的是与司法行政机关平级的其他行动主体以及跨区域的同级社区矫正行动主体之间的组织关联。隶属型组织关系则是不同层级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条条以及当地党委政府下辖的司法行政机构的块块之间因社区矫正事务而产生的管理与被管理、业务指导与被指导的科层制组织关系。在社区矫正实践中,这两种类型组织关系陷入主体不明确、责权不清晰、条块关系混乱、衔接不畅通、制度依据缺失等多重困境中。从制度层面明晰社区矫正主体间的权责义务,理顺条块之间的组织关系,明确社区矫正机构的主导地位,成为推动当前社区矫正法治化、制度化进程中必须予以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国专利无效宣告之司法审查与程序价值

对专利权的效力提出质疑,在我国是由专利复审委员会以行政裁决的形式作出判断.任何行政决定都要接受最终的司法审查.行政诉讼模式下专利无效程序的司法审查目前带来的负面效果是不仅损害专利权人、公众的利益,而且还会浪费社会资源.通过历史考察、比较法研究,提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范围和司法审查救济手段都过于有限.法院不仅对侵权诉讼中专利权效力问题的判定拥有管辖权,而且对不服无效宣告行政决定的,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和司法判定权.专利无效行政程序将作为专利无效民事诉讼程序的替代而存在.     

领导责任的法律分析——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视角

在党的纪律条例和行政法规之中,领导责任是问责制的核心组成部分。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相对,在事故发生之后,如何确定非直接的领导责任,在现行的理论中并没有得到阐释。从目前的规则和实施来看,领导责任不仅属于政治责任,而且也是法律责任,是对由于懈怠和不作为,和事故之间存在“非直接因果关系”的一种新型责任。公法上并不存在着“非直接责任”的司法审查,而私法的侵权模式也不能通过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进行审查,由此,领导责任类似于公司法的“督导系统”的责任,包括“红色警报”和“警察巡逻”的事前义务,以及作为免责事由的“业务判断规则”。同时,责任追究和组织的激励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政府组织的公共性也要求有更广泛的免责事由,相对于此,现有的领导责任问责制有改进的必要。     

司法变更权限定与扩大的博弈——以司法权界限论为视角

司法变更权作为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手段,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着重要作用,但过分扩大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必将影响权力分配结构的合理与平衡。从司法权界限理论来看,改革和完善司法变更权制度并不在于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一般行政行为,而在于厘清《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的立法原意,明确界定"显示公正"与"行政处罚"的内涵与外延,严格限定司法变更权适用的范围,以此界分并平衡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法治建设中的制度角色。     

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理论阐释与比较法分析--兼论我国期货法之内幕交易制度的构建

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的规制原理与证券市场相比存在着较大的不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制度的构建是以上市公司为核心的，而期货市场内幕交易制度的构建是以交易市场为核心的。不能将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理论直接套用于期货市场，也不能将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则准用于期货市场。期货市场内幕交易包括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两项构成要件，法定抗辩事由也基本是针对这两项构成要件设置的。在满足构成要件且不具备抗辩事由的情况下，即可认定成立内幕交易。     

论中国特色的控辩关系——以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规定为视角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明确了检察监督的根本法依据,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既是法定控诉主体,同时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法律监督者与控诉者身份合一的司法体制特征决定了对控辩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应当立足于检察监督的视野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