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正补

韩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对《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千唐志斋藏志》等文献中新见的1220位唐代散文作者的生平经历进行了考证。因人物众多,疏误在所难免。在所及韦姓作者中,韦方直、韦希损、韦待敬等十余人的生平考证,或过于简略,尚有可补;或失于甄别,引证有误。故正补之。     

墓志异名考释

墓志作为一种纪念死者、赞颂功德的幽埋明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漫长。墓志的质地和志主身份各异,墓志文体及志石形制不同,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异名,情况复杂,但实质基本无别。其产生原因和丧葬的产生与志墓习俗、墓志进程的阶段性、形制的不统一性及志墓材料的不同、封建社会中官僚贵族礼仪制度的需要及歌功颂德的驱动、儒释道文化的共存、墓志文体和形制的连用有关。     

《唐代墓志》校点商榷

<唐代墓志>(袁道俊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南京博物院藏唐代墓志100方(邙山出土91方,江苏省出土和征集9方),这些墓志基本上都未经研究和公开发表,墓志承载了大量唐代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语言文字的校点方面却存在着诸多可商之处,兹择其二例,以求教于方家.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泰山石刻的书法意义——兼谈袁明英先生的《泰山石刻》一书

山石刻是一座蔚为壮观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博物馆.一山的石书,既有千言大观,也有一字之惊;既有帝王御笔,也有布衣盈尺小碣;既有精雕细磨的龟碑,也有粗犷急就的凿石;大字如斗,小字如蝇;真草隶篆,代不绝书;琳琅满目,瑰丽多姿.其内容有封禅祭祀、御制诗文、修建记事、经刻、墓志造像、题景楹联…….纵横二千多年历史,煌煌六千多处石刻,构成了浩大的泰山人文奇观.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西晋墓志的意义

<正> 自清末以来,迄今出土的西晋墓志(也叫“墓志碑”)有20多块。本文拟通过整理每块墓志,分析其共同的特征,从而考察西晋墓志的意义。西晋墓志的形状特征为碑形,可细分为(1)圭形。(2)圆首。(3)方首。与东汉的墓碑相比,西晋的墓志是置于墓室之内的,而墓碑则置于地面上。西晋的墓志一般高度为40～60厘米,最高的华芳的墓志为131厘米,与高度多为2米以上的汉碑相比,可称得上是小型的。从刻文方面看,北魏的墓志已定型化,具有题(题额、标题)和散文式的志(序)、韵文式的铭等一整套墓志铭的书写方式,而西晋的墓志却尚未     

论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宋代石刻与文学传播关系十分密切,对宋代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石刻众多、分布广泛,激发了传播者(文人)对石刻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兴趣;石刻对所传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具有选择性,强化了宋代文学重理明道的文学基调;石刻还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石刻作品的词翰双美,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传播力.而作品的反复刻石,更强化了名篇的典范性与影响力.石刻还提供了一个互动对话的长效交流空间,增强了作品影响的持久性,进而促进文学创作.     

唐墓志文中“妻生而见书”现象略论

唐代墓志中的妻生而见书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及唐代中后期重外任的仕宦风气都密切相关.迁入城市的士族疏远了与本家的联系,在无子嗣可以主持葬事的情况下,妻就被推到了事情的前沿;外任官员的增加了士人卒于任所、旅途的概率,因归葬的艰难,即使有子,妻仍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妻在其夫丧葬中作用重要,自然就增加了墓志中妻生而见书的机会.文体总是在诸多历史“细节”的影响下,以某些特定情形的出现为契机开始演变的,唐墓志妻生而见书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墓志所见唐代俗人终于寺观略考

在现有的唐代墓志中有很多俗人终于寺观之例,其原因大多是志主迫于现实条件的选择。这表明,作为宗教中心的寺观在当时具有某种社会慈善功能。同时,这也是佛、道二教在唐代获得充分发展后对传统丧葬习俗产生重要影响的表现。     

新出李益夫妇墓志相关问题研究

根据新出土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益夫妇墓志铭,重新检讨以往李益研究中的得失,着重讨论了李益的婚姻状况,审视<霍小玉传>的可信程度,并根据墓志重新探讨李益生平中的一些重要经历,讨论李益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编集情况.     

大足石刻与安岳石刻联姻互动

瑰丽的大足石刻 　　作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重庆,惟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就是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因为拥有“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佛教、道教、儒教三教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更因为大足石刻的造型艺术和宗教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三大有利条件,于1999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     

清代唱词《出口外歌》研究

本文对清代唱词《出口外歌》的发现经过、刻本形制、文本内容、艺术特征作了介绍和初步研究,认为此类作品是罕见的民间文学作品,有民间文化的特点。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综述

最近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十周年、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周年庆典 ,在重庆市大足县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举行。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共 1 90余人出席了大会。会上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胡昭曦受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委托对大会表示祝贺。年会期间 ,首次对本会会员在第四届年会之后出版、发表的著述进行了评奖。收到申报评奖的专著、论著 35篇 (本 ) ,经专家组评荐出一二三等奖 6项 ,优秀奖 1 4项。对获省部级一等奖的《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本》和历…     

捡挍与检校

在两《唐书》及《全唐文》等文献中常见唐代散职“检校”官名,所有唐史论著对此未执异议。然笔者在此录唐代墓志拓片文字的过程中,发现所谓“检校”之名,除一二方面外,绝大多数的书写字形,都作“捡校”。这个情况虽然可以唐人手书不重偏旁,常常“木”、“扌”,“艹”、“竹”等形近不分而解释,但一些墓志中,“捡校”字外又另有“木”字旁的字,说明书者还是注意到了“木”旁与“扌”旁的区别。如大和六年的杭季稜墓志(载《千唐志斋藏志》1050页)即有这种情况。如果从笔法上说,楷书字中的“木”旁与“扌”旁多少形相近的话,那么隶书中的两偏旁就形相远了。隶书字的“木”旁作“木”,而“扌”旁则作“扌”,二者极易分辨。这从北图馆藏历代拓片“汇编”所收的隶书《李德裕妻徐盼墓志》中可以看出。该志在署李德裕官职中有“捡校户部尚书”称,其“捡校”二字的隶书字偏旁均作“扌”,而同志中的“树”、“ ”等字,则均作“木”旁。可见似不能以“木”、“扌”旁经常混用而忽视“捡校”与“检校”的区别。 当然,今所见的两《唐书》及《全唐文》、《全唐诗》等古籍,经历代传刻其中不乏后人的整理。但唐代墓志拓片中所见的字,都是当时人士的手笔,并无后人     

志铭分撰：唐代墓志文学研究之新视角

唐代墓志拥有史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对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应该加强。从撰写者视角来研究唐代墓志,可以发现志文和铭文由不同作者分撰的特殊现象。从实际功用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铭之功用的看重;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这种文体的高度认同。志铭分撰对于传世诗文别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也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形。     

语际书写与民族文化的互动传播——以古彝文《阿诗玛》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汉文版《阿诗玛》搜集、整理、出版以来,古彝文《阿诗玛》文本的研究,在学术界就被逐渐忽略了。现存的毕摩用古彝文书写的《阿诗玛》文本共有8个,这些书写文本的保存者、翻译者、记录者、搜集地区、搜集时间、故事架构都有差异。而彝族文字自身的特点、毕摩间的世代书写和传承、毕摩对阿诗玛的加工创作,都是造成古彝文《阿诗玛》文本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传播,从古彝文《阿诗玛》中的阿诗玛形象看,塑造了一个多元的阿诗玛文化形象;从文化传播系统看,塑造了书写文化时代特有的文化传播系统;从阿诗玛文化的发展形态看,塑造了书写文化中的阿诗玛文化,并在差异中体现了彝文与口语的互动传播特点。     

刘懿墓志考辨

刘懿墓志是南北朝时期一块有名的石刻,高63厘米,宽56厘米,32行,行33字,共896字,字体遒劲,结构严谨,是魏刻之上乘。《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山右金石记》、《越缦堂文集》、《山右石刻丛编》、《宝鸭斋题跋》、《八琼室金石补正》、《写礼顾读碑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碑帖叙录》等,均有著录和考证。刘懿是北魏后期人氏,弘农华阴人,《魏书》无传。《北齐书》列传中有刘贵者,秀容阳曲人,其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与刘懿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完全吻合(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十一月,长子名元     

北朝造像记的文体特征

北朝造像记是北朝石刻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朝散文的重要形式.北朝造像记具有不同于碑、墓志的独特体制,它的语体特征在语音、语义、句法方面都有明显特点,尤其在其语义方面,以用典和比喻为主要特色,具有与其他文体不同的宗教文化色彩,它的审美特征也因此具有玄远神秘、超逸瑰丽的特点.这些特征使得造像记成为北朝散文中与碑、墓志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体.     

从历史文物谈丝绸之路上的马球运动

马球，又称击鞠、打球等。马球运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集体运动项目，历史非常久远，传播也极为广泛。存在了数千年的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长的有着非凡贡献的古老商路，这条路把中国和欧亚文化融会贯通。这条路是传播马球运动的重要途径。一、唐代长安的马球文物（－）马球场奠基石1956年，在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基建时，发掘出一方奠基石碑，上刻“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末月建”18个字的“奠基石”。这是唐廷内建有马球场的实物证据。唐代马球运动兴起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前后，唐太宗是唐代马球运动的倡导者，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