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儒家的礼乐观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如从孔子、子思到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 ,故“礼”、“乐”并称。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 ,“礼”既是社会人“视、听、言、动”即社会行为的规范 ,又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工具 ;“乐”的功能则是“治心者也” ,即陶冶性情 ,导人向善 ,使人志清德洁、道德高尚。所以 ,“礼”与“乐”的关系是外在规范与内心化导相结合以达到“仁政”目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乐”在儒家理论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学观而言 ,先秦儒家诸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中和” ,礼乐之美以适中和谐为最高境界 ,所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则进一步使“中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儒家人学视域中的荀子君子之学

荀子就君子的内涵、构成、形态、特点、表征、地位、准则、境界、情感、工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君子之学”和“君子之道”这两个核心理念,使之贯穿始终。就君子的本质规定而言,荀子言传的“君子”的含义包括三方面,即作为多才广识的君子(才)、作为地位显贵的君子(“位”)和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德”)。就君子的道德品性而言,荀子主要强调君子从公、君子贵当、君子爱人、君子中庸和君子致诚五种意蕴。就君子的价值追求而言,荀子更为彰显君子以“善”为标志符号的道德价值追求,极力倡导君子尚道、积善和必辩。就君子的地位作用而言,荀子大致从君子治百事、君子理天地两个层面加以阐释。就君子的自我修养而言,荀子着力阐发了君子的为学和修身两种修养之道。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从“治心”到“化性”——荀子乐教思想论略

"以乐化人"是先秦儒家一贯秉持的育人理念与治世方略。承袭孔子的乐化主张,荀子从乐的生发、分类、功用、实施等维度对其乐教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发。他认为乐源于情,是人内心情感的必要表达,具有导人之欲、治人之心、谐和社会的重要功用,这对现今人的德性塑造、艺术繁荣的促推以及人的健康心理的呵护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先秦音乐文化论

先秦音乐文化是我国上古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先秦所谓的“乐”,虽然是由音乐、舞蹈、诗歌结合在一起的,但严格说来,“乐”并非是纯粹的艺术,它包含着宗教、政治、哲学、教育、历史等内容。它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过“乐”本身。在古人看来,“乐”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动乱、国家的兴衰隆替、战争的胜负、收成(农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乏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试析荀子“合群体”思想的理论建构路径

在先秦儒家学者中,荀子最为明确地提出了其群体观：“人生不能无群”且“人能群”。荀子“合群体”思想所探讨之“群”是相对于孤独的个体而言,指由人结合成的、有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有秩序有规模的群体。具体而言,荀子之“群”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群”由人结合而成,普遍的作为类的人具有能结成群体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二、“群”有领导者、组织者、管理者,即作为统治者的君上、圣王,能够利用人所具有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以及外在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人类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有秩序有规范的群体;三、荀子所要建构的群体是一个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职,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的“和一”的群体。这三个方面亦构成荀子“合群体”思想的理论建构路径。     

试论嵇康乐论的玄学美学思想——以《声无哀乐论》为中心

通过研究嵇康对儒家传统音乐命题“声有哀乐”的批驳,及其对道家“道”、“和”的思考在玄学思潮和音乐形式上的运用与发扬,发掘其思想在特定历史思潮中的价值、在审美层面对主体自我的超越及其思想在玄学潮流及艺术审美层面上的超前性及先见性。从揭示“名与实”、“音声之无常”、“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三方面对音乐与情感相分离的纯理性高度出发,探究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差异在审美过程中的“移情”作用对音乐与情感的中介统一性及音乐回归艺术自然本性的价值意义。     

试论荀子的礼治模式

战国时代,荀子和孟子开辟了孔子儒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从此,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艺术、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儒家化的基础。而如果说孟子在思想层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浸入了儒家的价值论和精神,那么,荀子则在实践层次上塑造了中国礼治的基本形态。荀子认为,“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这段表述简明地概括了其礼治模式的基本方面。“礼始乎棁”是说礼始于对人本性的的收敛和约束。“成乎文”是指礼落实到礼之文饰上面,使礼具有规范的实在性。这种礼的规范性在孔孟那里具有外在规范和内在道德的双重意义,而在荀子的礼学思想中,过多过重地强调外在规范性,并借助政治、法律的权     

价值领域及其多重意蕴

人的存在包含价值之维，后者展开于道德实践、精神发展，以及更广意义的社会生活。在道德领域，如何为善去恶构成了主要的论题。道德意义上的善恶，既关乎普遍的规范，也与人的行为、品格相涉。规范之善，表现为与社会法则以及人的内在价值的一致；品格或德性之善，指向以上规范的内化；行为之善，以形式层面合乎普遍规范和实质层面体现人的合理需要为根据。从精神的层面看，人的追求又展开于不同方面。人类早期的巫术，到后来的宗教，都具有精神之维。在终极的意义上，存在的精神之维总是指向人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构成了人的存在的重要价值内涵。与道德以为善去恶为关切之点有所不同，精神层面的以上需要与圣凡之别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精神层面的需求主要从观念层面体现了存在的价值维度。人的存在的价值之维不仅体现于精神的规定，且展开于更广的领域。从后一方面看，如何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构成了不可忽视的价值问题。较之精神领域的凡圣之辨，社会领域的关切之点更多地指向正当与否，并以社会的和谐有序、生活的合乎人性为旨趣。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孟荀三年之丧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以三年之丧为中心，比较研究了孟子和荀子对于此一问题之不同论述。阐明虽然他们表面上共同肯定三年之丧，但背后却存在巨大差异：在孟子，三年之丧之根据在于人之“中心”，而其实行的意义乃是做一个仁人，进而实现所谓“仁政”；在荀子，三年之丧却是圣人创制的行为规范，其固然有人内在的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却更强调外在的形式为其保证，而其实行意义在于规范人在丧服领域之行为，从而维护人“群居”的和谐有序。     

荀子音乐美学思想探析

荀子是先秦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者,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乐论》中.以“性恶论”的人性观和“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为基础,形成了特色独具的“中和之乐”音乐审美观及“美善相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为丰富和发展我国音乐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对当代音乐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作为规范系统的礼——从经学的现代意义看《仪礼》《周礼》《礼记》

礼既与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也以当然之则为内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考察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首先应当关注其中的规范性观念。作为规范系统,礼属于当然之则,涉及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践行,从个体的饮食起居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所有相关事宜,礼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以规范为内容,礼包含目的意蕴,后者又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与之相联系,礼(规范)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指向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做什么”与“是什么”彼此交融。相应于人的行为(做事)过程,礼同时涉及手段,并以“如何做”为关注之点。从内容看,三礼对“如何做”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呈现的首先是行为的方式、程序。作为行为的规范,礼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其存在关乎多重根据。从根本上说,礼乃是得之现实而又还治现实,其规范作用(当然之义)无法与实然和必然分离,但同时,礼又蕴含人的价值理想,从而有别于单纯的自然法则。礼的不同根据包含着实质的意义,其变通则体现了对规范形式的扬弃。广而言之,作为当然之则的礼难以回避实质与形式之辨。在礼与乐、礼与情、礼与理等关系中,礼的实质之维与形式方面得到具体的彰...     

荀子:孔子之后最彻底的儒家——论荀子的仁爱观念及社会正义观念

荀子基于儒家思想,提出了一套社会正义理论,其中,儒家的仁爱观念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作为儒家的荀子,其“仁爱”观与其“性恶”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为止人们未能触及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算儒家。其实,荀子正是用“仁爱”来说明一切问题的。他明确提出了“仁爱始于自爱”、“爱则利之”、“仁爱中的差等之爱导致利益冲突”(此即所谓“性恶”)、“仁爱中的一体之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等一系列思想理论,由此贯通了中国正义论的若干最基本的理论环节。由此看来,荀子堪称为孔子之后最彻底的儒家。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音乐问题——荀子与亚里士多德音乐思想比较研究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荀子与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音乐与伦理、政治的关系问题。两位哲人一方面认为,音乐对人心具有规范、疏导作用,能够促进群体的安定有序;另一方面音乐对于个体在群体生活中被压抑的自爱诉求能够起到保护、净化与提升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乐和同"。但是,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依旧存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即基于现实的善治与基于理念的至善之争。     

荀子的人性论及其“成人之道”

荀子在其人性学说中 ,把“性”、“伪”作为两个重要概念 ,并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观点。从“性”的逻辑他得出了“人之性恶”的结论。为此 ,荀子还从人的生理本能、心理意识及社会教化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证。荀子主张人性恶 ,并不是他要达到的理论目的 ,其目的是从人性恶引申出礼义制度及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荀子试图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 ,通过后天教育、学习、道德修养等途径 ,最终达到改变人性的目的。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古希腊雅典学派与先秦儒家正义本质观比较

正义与义形成于古希腊和先秦时期，构成一组可类比的概念，两者在雅典学派和儒家的相关理论中集成，共同构成轴心文明时代两种典型的正义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守法正义观关注个人外在行为规范，与荀子行义以礼等观念具有相似性，构成两种不同道德规范体系；古希腊公平正义观涉及利益占有行为，不同于孔孟个体道德领域的义利之辩，却与荀子礼义观具有相似处。柏拉图个人正义强调心灵和谐状态，类似于孟子义内说之寡欲集义，两者聚焦个体内在德性，但属于不同人格类型。从社会制度德性而言，柏拉图城邦正义与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各与荀子群居和一说及度量分界论具有极大相似性，两者皆强调基于天赋资质的社会分工和个人优绩的差等分配。正义与义容纳德性与规范维度，在个体或社会层面体现秩序与公正本质。     

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

荀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正义理论,其基本结构为:仁(爱)→利→义→礼(规范)→乐(和)。其中正义原则是其枢纽。围绕这个中心议题,荀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制度规范(礼)的建构目的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利益冲突源于仁爱中的从自爱出发的差等之爱;而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适宜性原则)则源于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一体之仁;故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根本还是仁爱,其直接根据则是赖以建构制度规范的正义原则;社会正义的最终目标在于社会和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