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弗戴先生的短暂外出》的叙事情境分析

叙述情境指的是故事和故事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它是叙事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又是最复杂的关系。针对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短篇小说《勒弗戴先生的短暂外出》进行的叙事情境分析以具体的文本细节为基础,探讨了讲述与展示这两种手法在作品中的有机结合以及聚焦模式在文本中的刻意变化,以此来研究叙事情境的各个要素在作品中的使用和调控,说明叙事情境作为一种叙事技巧是如何服务于作品的主题表达和阅读效果的。     

弦柱思华年：中古乐器诗的悲美

从先秦时期开始，音乐就已经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也正是在先秦两汉时期，琴筝瑟文学书写积攒了丰厚的文学养料。中古乐器文学文本的建构正是在吸取了先秦两汉时期乐器书写的文学养料、创作技巧与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古的乐器诗着重对乐器的演奏技法和形制进行描绘，诗中频繁提及的“促柱”“危弦”等演奏技法不仅说明乐器形制的发展与完善，更体现出中古文人欣赏音乐以悲为美的审美旨趣。这种文学艺术鉴赏的悲情审美倾向源自先秦，汉代已蔚然成风，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将其作为文学艺术自觉的标志之一而彬彬大盛，到了中晚唐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跨界取譬”传统鸟瞰

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人们常常跨界性地攀附或援引史传、古文、绘画与戏剧等诸文类的专门性术语,以裨补难以自足言说的缺憾,从而形成"拟于史传"、"拟于古文"、"拟于绘画"、"拟于戏剧"等"跨界取譬"的修辞批评传统。这种批评传统既针对叙事文本,也针对写人文本。针对写人文本的各种批评术语又常常围绕两个关键词形成会通:一是小说与绘画、古文、戏剧等诸文体所共享的"代言"理论,二是凸显传统小说人物角色表演特征的"态"这一重要范畴。这种传统小说批评既有利于评论者便捷地阐释与评批小说文本,又有益于读者准确地理解并把握小说较之绘画等其他文类在叙事、写人方面的文体优势,还便于当今研究者据此顺藤摸瓜、探本求源,以更好地清点或整理中国的叙事、写人传统。     

意图力:小说叙事的内驱动力——以明清两代小说文本为案例

文章提出区别于西方行为叙事理论的意图叙事概念。该理论概念将人的行为动力——意图纳入叙事活动的分析过程中,探讨故事形成的潜藏动因。文章发现,文本中存在作者意图、叙述者意图、人物意图三种类型,三者分别处于故事、结构、导领的不同层面,表现出由具象到抽象的不同功能,并在叙事过程中时隐时现、缺位互移、相互补充、交替转换。这些生态及功能在小说人物意图所构成的意图力结构(主意图力、同意图力、反意图力、调节意图力)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作者意图力通过行为选择、意图力嵌入等形式表现出独有的统领、汇合功能,形成诸意图合力,不同意图力的合力是故事叙述的内驱动力。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网络文学文本的持守与创新(英文)

网络文学文本主要由传统文本和超文本组成。隐含超文本性的传统文本是网络文学的根基;而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之名唤醒了沉睡于传统文本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等潜在活力与灵性,代表着网络文学发展的方向。超文本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更重要的是,日益走向超文本的网络文学文本正在悄然改写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因此,网络文学如何在持守传统的同时坚持创新,便成了一个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重要问题。     

SPECIAL ISSUE： ONLINE LITERATURE IN CHINA：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in Online Literature： A Brief Discussion

网络文学文本主要由传统文本和超文本组成。隐含“超文本性”的传统文本是网络文学的根基;而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之名唤醒了沉睡于传统文本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等潜在活力与灵性,代表着网络文学发展的方向。超文本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更重要的是,日益走向超文本的网络文学文本正在悄然改写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因此,网络文学如何在持守传统的同时坚持创新,便成了一个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重要问题。     

存在与交流——试论书信体小说人物叙事特征

从人物的存在方式及人物关系等角度研究书信体小说人物的叙事类型.可以发现书信体小说人物具有自造性和他造性的存在特征,由此形成自造性人物和他造性人物.其人物关系体现为多重交流模式.在书信体小说中,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反馈式的.通常,每一封有明确指向的发信都会有相应的复信,由此形成双向交流.在交流中出现的善意误读与恶意曲解会对小说人物的性格塑造和情节建构产生影响.     

王世名复仇叙事的渊源及其与清官文化之关系

王世名为父复仇故事,是文史兼备的重要复仇文化个案.金华地方官员汪可受,对孝子复仇充满赞赏,为明代"口述史"的一个焦点人物.地方官员喜怒好憎,对民间传闻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汪可受的前任敏于发现问题、解决有方.汪本人具有清官的"角色期待",善于抓住复仇事件的新闻效应和伦理教化功用.神秘崇拜介入,丰满了清官的文学形象,较为直接促进了清官"箭垛人物"的殖生,是清官破案锄奸文学主题生成的重要环节,清代许多破案叙事模式,都离不开王世名故事的重要中转之功.     

纳博科夫《绝望》的后现代解读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绝望>是具有双重解读快感或"套嵌结构"的文本,主人公赫尔曼面对菲利克斯时化陌生为熟悉的认同感,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镜像的再现出了问题.二是二人偶遇的一瞬间,赫尔曼就生出复制自己的冲动.这是后现代社会增殖、膨胀文化形态的隐喻.<绝望>有意强化陈述主体,在主人公行动过程中,叙事主体以强烈的自我意识让读者时时关注叙述方式本身,使读者无法像阅读福尔摩斯或<罪与罚>等传统探案或心理小说那样专注于案情和人物.读者的期待视野一再被延迟,只在初读的好奇心获得满足后的重读时,其精妙不确定的含义才会无穷地浮出水面.<绝望>没有破坏句法层的规则,文本的双视套嵌结构也并未完全超越"封闭体"模式,没有打破人物、情节的连续性,只在语义层释放了意义的多元性,使其蔓延扩张.     

电影：奇观还是叙事

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中的确有两类电影,即叙事和奇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电影二元范式理论,可以用来说明叙事和奇观电影。奇观和叙事是电影的两难选择吗？可否有一种电影,在奇观中完成叙事或者通俗地说,既讲述了一个好故事塑造了成功的人物,又满足观众感官感性的快乐需求。影像可以作为叙事的手段,而且与文字相比较,影像乃至奇观在叙事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奇观和叙事,并非非此即彼。奇观之下,莫忘叙事,或者视觉的快感与心灵的感动结合起来,才是电影的必然出路。     

“帐簿”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

由于古代小说通常按照史书"系之年月"的历时顺序叙述故事,而这种叙述方式又如同记账,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帐簿"叙述."帐簿"叙述首先是一种"拟史"叙述.因"帐簿"叙述本身存在着时序刻板等缺陷,故张竹坡等人不满于把有意"错乱其年谱"的<金瓶梅>等小说定性为"帐簿",提出了"变帐簿以作文章"的创作追求,这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小说"如史"而"胜史"的期望.凭实说来,"帐簿"叙述曾经以其文化底蕴有功于小说的文本建构,一方面,佛教因果性的孽偾观念推出了一批借还性质的"帐簿"小说;另一方面,受道教功过观念的影响而在民间社会流行的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也催生了一批报应性质的"帐簿"小说.     

新旧杂糅的时代表征——刘云若小说《春风回梦记》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模式

刘云若成名作《春风回梦记》中以"倡优/士子"的关系模式塑造了类似传统名妓与名士的角色,但在这些人物身上同时又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名妓/名士文化内涵演变乃至趋于衰败的信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悲剧与"三角恋爱"的现代故事模式并不完全对位。作品结局隐现了一夫多妻制的末路,但不足以弥补"三角关系"中爱情本位的缺失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客体位置。这部作品人物形象的内涵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体现了新旧杂糅的时代表征。     

《左传》关于战争描写的文学技巧

《左传》文辞夸张,富有文学色彩,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最为精彩。从叙事上看,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善于围绕主题来选择和组织材料,常常把重点放在与战争相关的其他方面。其记述事件,富于故事性;刘画人物,大多有比较鲜明的个性。文学性的剪裁,用对话和行动表现人物,也是《左传》战争描写中经常运用的手段。作者创造了多样化的篇章结构,调动了多样化的文学表现手段,描写战争的语言简练准确,委婉多讽,还善于利用外交辞令,透辟说理,把战争的描写,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后人称道不已。     

中国古代几种文学阐释模式

由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以及艺术文本与作者关系的非直接性,对同一审美客体或阐释对象,不同的读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戏剧《牡丹亭》中三位人物对《诗经》卷首的《关雎》的解读,可以总结中国古代大致有三种文学批评方法或阐释模式:“教化”模式、“会意”模式和“断章取义”模式。对此进行分析,对如何做一个现代的理想读者,如何把握文学批评或阐释的规则,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     

文本·文献·文化：古典小说研究的基本维度及方法论意义——以张锦池先生《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为中心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艺术呈现与文化意蕴都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单纯的文本、文献或文化研究难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达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观照,只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张锦池先生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是一部不拘守一端而以"文本、文献、文化"综合研究见长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张先生既不守旧,也不趋新,而是根据古典小说名著自身的特点,以文本细读为研究基础与核心环节,自觉于关键细节、主要人物和结构布局诸方面着力;在文献考辨方面,既注重纯文献问题的细致梳理和缜密考索,更长于亦考亦论、考论结合,体现出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特色;在治学理念上",求实为主,求新为辅",将相对抽象的思想、文化问题与具体的文本、文献相结合,从而对研究对象做出既切合实际又鞭辟入里的文化解读,并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得到鲜明体现。     

变形的世界:明清时期《西游记》的隐性传播

<西游记>在明清时期的传播,除了版本、评点等方面外,还存在着植根于小说文本而又在<西游记>文本之外的隐性传播.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游历式的叙事结构的延续和模仿,情节的移用和改变,人物、法宝等的摹拟与搬入.明清时期<西游记>的隐性传播有不同的倾向与特色.这种传播一方面扩大了<西游记>小说的传播范围与影响,也使其传播发生了某种变形,反映出不同时代<西游记>传播上的差别.     

每一个讣闻都是永垂不朽的

让生命从喜悦回归喜悦。美国有这样一群人,叫讣迷,他们一般订好几份报纸,每天紧跟着讣闻栏目,认真地看每一个死者的故事,如果是熟人或者名人死去,他们会研究每份报纸为什么这么写,一篇讣闻和另一篇有什么不一样。作者马丽琳·约翰逊是一位专栏作家,也是一位讣迷。她的讣闻写得出色,她会仔细地记录好的讣闻,琢磨句子的节奏。她曾经为戴安娜王妃、杰奎琳·奥纳西斯、伊莉莎白·泰勒等著名人物撰写讣闻。     

魏晋六朝同题拟乐府诗特征浅探

魏晋六朝时期的拟乐府诗创作,在具体时段内又各自不同。曹魏时期的拟乐府创作,可概括出以下两方面特征:一是拟乐府诗的抒情性因素不断增强,二是出现了乐府徒诗。晋宋时期拟乐府诗的特征:一是西晋多故事乐府。二是除模拟汉乐府外,亦兼酌前代乐府名家的艺术成果。三是虽然模拟之法过当,但又时有开拓性、创新性表现。齐梁陈时期,一是诗坛上新声艳体流行,二是新作的题名取自汉乐府旧题,三是对吴声、西曲民歌的仿制。总之,同题拟乐府诗在魏晋六朝不同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征,既有当时社会风气使然的因素,也有作家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等因素,同时也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反映。     

从"豫让"形象和司马迁的悲剧人生看《史记》的悲剧美

<史记>以其悲剧篇目之多,悲剧人物之众,悲剧类型之复杂,形成了全书浓郁的悲剧氛围.在<刺客列传>中,通篇以报知遇之恩为叙事的主线,成功地刻画了一大批知死勿让,杀身成仁的刺客形象.其中豫让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色彩又最为浓重.作品是灵魂的回声,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就是作家人格的物化形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特色.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对<史记>悲剧美的形成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悲剧美是<史记>中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史记>文学性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