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的当下启示

亚洲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学满怀深情、互有影响的作家。他以致敬鲁迅开启文脉涌动的思想源流,将边缘意识作为建构文学世界的观念立场,把性与政治推向文学场域的创作核心,把对纯文学的从容坚守视为个人创作的原则底线。在大江健三郎去世的纪念热中,检讨他的文学遗产,探寻他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启示,具有积极意义。     

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以“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做的一个抽样研究,该项目结项成果“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9种)以莫言的文学创新道路为中心,揭示其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全方位拓展了莫言研究空间,深化了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进程的研究,有助于世界进一步了解莫言等中国作家。世界性与本土性的文化交汇、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助推,是莫言创作变革创新的内在条件,也是他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今年是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丛书出版对纪念莫言先生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以“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为契点,探讨莫言文学道路的发展与流变,分享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     

广西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文化,以它固有的理论思辩性在高层次上指导和矫正文学创作,启悟作家的理智、感召作家不断向更高的创作境界迈进,这是我们经过多少次分析和论证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后所确立的一种共识。因此,当着我们反思广西文学的种种缺陷与不足,进行关于广西文学发展的新思维和新路子的探讨的时候,似乎不能光停留在作家身上找原因,也不能仅仅专注于创作本身找问题(当然并不排除这样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应当把创作和研究同时加以考虑,进行二维双向反思。     

从鲁迅到莫言——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承担着"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的使命,那么,近邻日本则是这一使命所诉诸的重要场域。在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作家是鲁迅和莫言,这两位作家衔接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一百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作品被翻译的最多,也拥有着最广泛的读者群。研究从鲁迅到莫言中国现代文学留在日本这一特定域外的某种镜像,对理解以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文学活动肇始的这百年中国文学乃至百年中国历史,其现代化发生与世界传播及接受,有着特殊意义。     

民族文学视野中的山东抗日文学

抗日文学写作是山东文学的一种传统。在抗战期间,山东就涌现出了一批抗日文学作品。战后的山东抗日文学受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创作成果虽不够丰富多彩,但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新时期山东抗日文学主要的成就,体现在莫言、苗长水和尤凤伟的创作中,他们引领了时代风骚。山东抗日文学的缺失在于尚未创作出抗日大文学。     

鲁迅传统和战时中国文学

抗战时期是形成鲁迅传统最初的也是最有力的时期,它在战争文化的背景上和时空的近距离观照中对鲁迅作出的解读,尤其是对鲁迅精神的理论解读,极大影响了日后鲁迅会在哪些层面上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全民抗战的时代环境,强化了革命领袖对鲁迅精神的权威诠释,也使战时中国文学对鲁迅的解读集中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但同时,作家们丰富而独异的战时人生体验催生着对鲁迅精神的个性化解读,使鲁迅精神活跃于作家们的文学生命中,鲁迅精神由此成为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文学研究的新观念——《中外文学年表》前言

任何一个门类或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在诸多因素的相互联系中进行的,文学的研究自然也是如此。考察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特色成就,不仅要考察其作者的思想、经历和艺术经验,而且还要考察作品产生的时代历史环境背景;研究一个杰出的作家的创作风格,不仅要研究作家本人的天赋才能,而且还要研究这个作家赖以生存的地区、民族、国家等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发展的探讨,不仅要观察这个民族     

从大江文学看战后日本文学中的天皇制禁忌

战后的日本虽然进入了民主社会,但天皇制仍然是让文学无法轻易触碰的一块禁地。大江健三郎、深泽七郎等人作品的被封杀,证明了日本战后文学的脆弱。大江的小说《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揭示出天皇制优越性、排他性、暴力性的本质,与其说它是对天皇制本身的否定,莫如说它是大江对民主主义思想尚未完全得以贯彻的战后日本现状的忧虑和批判,也是大江意欲摆脱禁忌,寻求创作自由的尝试。在天皇制禁忌依然根深蒂固的今天,大江等作家的努力越发难能可贵。     

战后派文学: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文章从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内容的归纳分析，以及“战后派文学”与“原子弹文学”的比较中，得出“战后派文学”立足于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去洞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并果敢地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扮演了侵略者、占领者角色，真正形成了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自我与他者的再确认——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鲁迅阅读与接受

本文选取战后日本以“国际作家”知名的堀田善卫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堀田从1940年代至1950年代阅读、接受鲁迅作品的过程,分析堀田与鲁迅作品相遇的契机,探究鲁迅影响与堀田的精神成长、文学写作之关系,试图以此为个案,讨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论当今文学的自信力

莫言获奖之后,我参加过一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我在发言中对这个"会标"提了不同看法.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文学已不是走向世界与否的问题,现在的中国文学不但走向、且已走进了世界.这个提了30多年的老提法也该换一换了,不能老是"走向世界".世界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永世无法接近.莫言的获奖便是一个明证.这一事件说明,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可能变成我们身边的事,中国作家也有资格获此殊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已为世界文学所接受,所欣赏,当然也有不小的部分还须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它是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的互动交流的反映之一.     

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的战后启蒙与文化批评

本文认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其文学创作的最初十年里 ,完成了从战后启蒙到文化批评的角色转变 ,找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他进行启蒙的目的 ,是要建立起自我反思式的文化批评 ,以达到文化人格的再造 ,即试图通过文化批评来解决文化危机。当下 ,整个人类精神 ,尤其是中国国民精神正处于最不安于现状的发展状态 ,我们真正需要的文学 ,正是大江健三郎所开创的这种既与时代密切相系相关 ,又与时代保有一定距离 ;既不放弃对个我主体性的执著 ,又时时意识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学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鲁迅与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前景

鲁迅在文学翻译方面卓有成就,对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非常不够。其原因与鲁迅的翻译著作出版状况有关;与我们对“翻译”的成见和误解有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模式以及相应的缺陷有关。针对鲁迅的文学翻译,要注意历史层面的研究;研究一定要有辐射性;要重视对鲁迅翻译作品的翻译学研究。     

漂泊的人生漂泊的文学--《山峡中》与《伊豆的舞女》比较

艾芜和川端康成都是活跃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文坛的作家。作为同时代的作家,虽然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学的创作心理也不同,但是在他们早期的创作中却在题材的选取、思想情感的表达和艺术技巧的运用以及审美追求等方面表现出很多相似或相同的特征。本文拟就艾芜和川端康成两人早期的代表作品《山峡中》和《伊豆的舞女》进行平行研究,在求同辨异中探讨形成两人创作特色的原因。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出发点(包括某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接受“为人生”的口号)。一九三三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战争反省

大江健三郎对战争的描述与反省在其所有的创作中或隐或显地一以贯之。作为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反省比其他作家更具深度与广度。在此从对核战的反省、对中日战争反省与对当今遍布全球的恐怖活动的反省三个方面及其反省之后召唤而出的"新人"形象四个方面对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战争反省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