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与现实应用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全新的理论,为公共事务提出了不同于官僚行政理论的治理逻辑。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现实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提出在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打破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多中心的行政体制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巨大优势。     

央地互动中的“接包制”模式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基于国家级新区发展变迁的考察

纵向行政任务的落实机制是大国治理的重要议题。国家级新区正是中央为深入实施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而设立的综合功能区。通过回顾行政发包制理论,可以发现,该理论难以就地方对中央发包的行政任务进行差异化落实的现象提供很好的解释。面对国家级新区“申请热”与“成效冷”的政策悖论,在借鉴行政发包制理论和利益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接包制”的分析框架,并以国家级新区发展变迁的各个阶段为例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发现,接包制实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纵向府际激励模式,中央通过设包给予地方以政策或资金支持,地方在政绩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竞包的方式积极承担中央的政策试点任务并获得政策执行权,由此又导致了中央对行政任务的进一步扩包。“接包制”模式的提出为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公共管理视阀中的政府治理变革

政府在本身发展过程中选择何种工具来应对发展困境,是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通过对“治理”的剖析提出新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结构重建过程中的有效工具,并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治理变革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治理结构问题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率。从行政视角出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纵向由多层级的集权政府到少层级的分权政府;横向由蜂窝状结构到区域网状结构;治理机制由同质同构的单一化机制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机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虽在经历巨大历史变迁,但治理结构部分领域的改革尚需继续稳步推进。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责任政府理论及其中国实践

责任政府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责任政府不应简单地理解为问责制,其背后是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关键问题,要理解治理变革,必须理解其背后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及其过程中所面对的约束条件.责任政府的建立主要与收入来源、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变迁有关.当代中国责任政府建设,体现了这三方面的逻辑.同时,当代中国的责任政府实践又有不同于西方之处.     

地方治理不仅仅是地方的事——我国地方治理中几个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解析

地方治理是一个相对概念，既不能完全自证也不同于治理地方。地方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极其重要的载体与具体体现，决不能搞价值虚无、价值无涉。地方治理应当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处理好地方治理与中央治理之纵向的“上下相互治理”及横向的“地方相互治理”的关系。地方治理应当是全过程全方位的治理，既要珍惜地方治理的历史积淀又要落实好层级责任制。地方治理应当参照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逻辑，处理好地方治理主体和治理主导的关系，做到地方治理间的优势互补，既入微展宏又入宏展微。在地方治理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根据“木桶原理”和轻、重、缓、急原则，在地方治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相互共振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保持治理的相对平衡发展。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特征与目标模式

第一,行政体制改革：善治与社会和谐。现代化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高效、协调的政府管理。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公共事务的解决之道在于“多中心治理”,即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多中心治理强调的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主体间的协同与合作。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是这样界定的：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基于对广东省自1978年以来地方治理体制变革的所有探索动作的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变革面临巨大困境,主要表现为6大方面:治理机器职责同构、治理机构组织复杂、组织寄生利益纷争、改革步序非一致性、改革路径极敏感性、人治痕迹干扰较大,提出以"组织重构"路径主抓三个领域的改革:(1)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解析与重构;(2)促进减层级扁平化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更新与变革;(3)促进行政效能提升的地方政府人员素质的更新与进步;进而以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地方治理目标的实现。     

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基于矫正政府失灵视角的探讨

正如市场存在失灵一样,政府在试图弥补市场缺陷时本身也会出现失灵。对于市场经济刚建立不久的中国来说,政府失灵更是在所难免。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矫正政府失灵的必然要求,是当代政府行政改革的普遍趋势,标志着公共行政价值范式的革命性变化。本文首先分析了公共行政理念的变革,提出服务理念已经成为新的公共行政价值范式,其次论述了政府失灵原因及其矫正理论,最后认为中国政府设定的改革目标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且从矫正政府失灵的视角从“理念”和“技术”两个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推进路径。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从管理走向治理:当代中国行政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在共时性挤压下,中国通过国家“释放”活动,完成了市场体制的创设和公共领域的发育,从而使行政范式变革日渐提上日程;从传统政府管理走向现代政府治理是这一转换的必然选择;政府治理的生成机制决定了治理实践应选择市场导向、绩效导向、客户导向以及有限政府模式,其存在的基础和有效条件是市场、政府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划分及其约束。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社区绿色空间共建：一个“组织化—自主性”分析框架

当前，国家层面的绿色空间治理体系初具雏形。作为绿色空间体系的微观要素，社区绿色空间的有效生产有必要以“共同建设”的方式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因此，将“制度结构”与“行动过程”确立为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主要维度，运用结构化理论工具将二者统合，提取“组织化”“自主性”作为关键变量，构建一个能够系统性解释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行政层级推动型、外部组织嵌入型、内部主体带领型、公众协商合作型四种类型。在深入考察上海市、深圳市、成都市、武汉市等地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社区绿色空间的内在机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空间生产”为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价值目标，以“权责分工”为共建主体有效合作的关键环节，以“制度设计”为地方政府统筹谋划的重要保障，以“项目外包”为吸引各方力量参与的活动场域。在具体实践中，推动社区绿色空间共建实践走向深入，需要从“有效组织”与“主体培力”两方面着手形成治理合力，以最大程度地提升社区绿色空间共建效能。     

数字驱动还是技术掣肘：数字城市治理的反思与实践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驱,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能。在工业化以后,数字化发展成为驱动城市治理方式、社会生产模式与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的关键所在。数字要素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数字红利得到不断释放。而随着数字化的升级,也应当防范可能造成的技术统治与数字鸿沟等,并寻求技术与治理的平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从行政、技术与价值三个角度分析数字城市的治理体系,能够全方位探索数字驱动的治理模式,化解技术升级带来的规制影响,推动我国数字化健康有序发展。     

行政公共性：理论本源与中国逻辑

行政公共性是源自于西方行政学的学术概念,但是,西方行政学主流理论所秉持的技术化、科学化取向以及与社会脱节、与人民脱离的哲学渊源,造成了行政公共性理论的“形式化蜕变”,难以作为中国行政公共性建构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行政公共性思想弥补了西方行政学在行政公共性问题上的“缺陷”,既是构建当代中国行政公共性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也是维护和实现新时代中国行政公共性价值的根本理论基础和重要指导思想。中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和行政践行,必须鲜明体现出与西方迥异的逻辑理路,将马克思主义行政公共性思想作为理论本源,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作为植根沃土,厘清“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法治与民主”等核心范畴的理论逻辑,构建起中国特色的行政公共性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     

治理理论的语义阐释及其话语分析

随着政府变革日益将关注点从统治转向治理,“治理”概念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在整个社会层面,治理带来了政府职能与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围绕这一主题,本文以治理的语义阐释为基点,深入分析治理理论的基本理念,并对我国政府治理变革进行反思,以期建构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政府竞争力,从而推动“善政”的实现。     

公共资源治理理论之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启示

公共资源治理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公共资源治理领域有四大经典理论,即“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和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事业单位改革的实质就是公共资源治理方式的变革,分析与比较这四种理论的联系和区别,多中心自主治理为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提供新的思路。政府转变自身角色,健全法律制度,建立共有产权制度,自主设计治理制度能够推进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指导思想的事业单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