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与返魅——关于大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

借用并沿着韦伯“祛魅”之说的思路,将“祛魅”之“魅”的理解从宗教性的权威拓展至感性化的魅力,并以此为方法论,分析大学语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语文曾经有过漫长的唯我独尊的历史,但自20世纪以来,面对科技主义、实用功利主义、大众消费文化的多向度的联合“祛魅”,大学语文教育陷入多重“祛魅”的漩涡中,举步维艰,尤其是理工类院校及理工专业的大学语文教育几乎完全失去话语能力和话语权力,处境堪忧。大学语文“返魅”并救治其“失语症”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

安全化是行为主体把公共问题或常规政治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政治实践。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安全化取向。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和媒体结成安全化同盟,通过指认存在性威胁、争取观众支持和制定安全化法案三个步骤推动了“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构建了新的安全治理秩序。安全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且,“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的特征,决定了该安全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将中国构建为“敌人”的政治进程。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陷入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也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基于此,中国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重启和优化外交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中澳+X”合作模式、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和提升国际话语传播水平构建“去安全化”的对澳外交。     

Technological and Ethical Disenchantment: The Limits of Ethical Rationality in Modern Life Science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迫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本文认为:道德对现代技术选择作用的着眼点及其有效性,是现代技术应用主体的目的、手段与态度;其核心是主体必须有社会责任精神,只能为善,不能为恶;当代的人类应当在重视以道德匡正技术的同时,重视道德自身的时代性与合理性,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Who Are We？＂ Woodrow Wilson,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新形势下，威尔逊借助美国卷入大战和实施战争动员这一难得的时机，通过重新阐释美国的传统与特性以及利用德国作为“他者”与美国相对照，成功地使美国的自我形象与国际角色从19世纪的“共和榜样”和“自由典范”转换为“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威尔逊对国家身份的重塑不仅有助于当时的战争动员，而且解决了美国踏上世界舞台后的角色困惑与身份危机，为崛起的美国确立了长远的国家政策走向。他对美国理想、角色和命运的创造性阐释主导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存在意义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话语，对美国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     

后殖民视野下的民族认同问题——一种后民族主义话语

通过对殖民话语的历史性反思,后殖民主义试图跨越自我与他者之间那段令人不安的距离,建构一种民主的、协商的、更具包容性的后民族主义话语。与排他性的殖民话语不同,它打破了本质论的民族身份观,肯定了各民族国家之间在历史和地理上的混杂性,有利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但是,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它依然是一种过高的奢望。     

二维视野下的社会理论--哈贝马斯论现代性与宗教

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将现代社会理解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合理化、理智化的过程,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解魅 (Entzauberung)”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解除宗教魔咒的时代。所谓“解魅”就是整个社会走出宗教的控制,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的世界,在生活世界实现世俗化。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首先表现为理性的觉醒和伸张,导     

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自我形象的建构

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美国华裔作家,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颠覆被美国主流文化“他者化”的华裔形象。然而,美国华裔作家在华裔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不仅将美国主流霸权文化“他者化”,而且在主观上区别华裔文化与中国文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矛盾态度表明,美国华裔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目的不在于承传中国文化,而旨在建构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形象,在“东方主义”的裂缝中为华裔开拓出生存的空间。     

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反思与修正

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话语表达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化特征: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隔离化,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程式化以及话语体系的祛价值化。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割断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消解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阻滞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活力。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修正,应从如下方面着手:汲取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的精髓,积极关注日新月异的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以批判的目光学习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译学审思--“反向格义”抑或“中西会通”

“反向格义”与“中西会通”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的两种认知取向和方法选择。近现代中西学术交流在反向格义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学术的形塑,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学术对西方话语的依附,给中国学术带来相当的片面性偏差。对中国学术而言,不能为了避免西方话语的反向格义而在学术上走向自我封闭,会通中西方已有学术资源进行思想创新是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有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诉求。中国学术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对话,唯此才能避免在格义天平首鼠两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术话语的主体性。     

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

希腊化时代是希腊人民族观念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的希腊人在区别自我与"蛮族"时,继承了古典时代以血缘、文化区分不同人群的传统,但根据时代的变化又赋予了其灵活性、地域性的特征,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希腊人以利益为取向划分民族的特点:不同地区的希腊人具有不同利益,这决定了他们在民族识别中对血缘和文化的不同态度。希腊人正是通过固有的血缘和文化观念,并结合变化的利益构建自我和他者的边界。     

后现代媒介下的“祛魅”文学——网络文学的游戏性审美观

消费主义文化和信息化传播使文化和文学的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基于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网络文学,借助虚拟、包容交互、去中心的后现代网路媒介形成了新的＂祛魅＂文学类型。它通过无规则的个人心态诉求展示欲望化表达、即时互动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消解权利话语、颠覆传统价值观消解宏大叙事、自由多元的表达解构权威发表体制,表现了后现代游戏性审美。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从本居宣长到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可溯源至本居宣长。他的“真心之道”基于不辨是非、不分善恶的“主情主义”,他关于“神”的话语建立在对“理”和“善”的否定之上。这些都成为日本保守势力自我辩解、自我免罪的依据,并深深毒害日本民众,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养分,并一直延续至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史”的精神化与“从巫到史”

"从巫到史"是中国文化祛魅过程的重要组成。而在这一普遍的文明进程中出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史"的精神化。"史"经历了"事"、"事"的文本化、以及实在化、精神化的嬗变,最终成为一个精神实体,承担了裁决和指导现世生活的责任,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一种精神导师似的角色,对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建构、人生价值的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With the dragon as a foil： American imagining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从18世纪晚期一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一直把中国想象成为与自己形象相对照的“他者”。对中国的这种“他者”想象反映着美国人自己的恐惧、渴望和向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帮助美国人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地位，是美国自我审视、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因而具有深刻的自传性质。美国应放弃在自己的观念和利益框架内理解和想象中国的方式，真切地了解和体会中国人的感受、欲望和抱负，从而使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能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基础。     

艰难的命名: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简论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

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作为理论话语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随着话语环境的变化,30时年代初“写实主义”在话语实践中渐渐被“现实主义”所取代.这一换名看似偶然,实际上它不仅反映了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而且揭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创作在修辞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互动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卫礼贤与“道”——《中国哲学导论》中“道”的一词多译之探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卫礼贤的最后一部哲学论著《中国哲学导论》(1929)的翻译和研究,整理归纳了卫礼贤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词“道”的五种不同译法,深入剖析了他如何用“一词多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文本、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及不同思想维度中的“道”进行诠释。同时,本文以术语学(Terminologie)为研究方法,聚焦于卫礼贤用来翻译“道”的几个德语哲学术语,并对这些词汇进行溯源。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卫礼贤作为对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均有深刻理解的汉学家,有意识地从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将“道”转换为德国哲学中与之相匹配的哲学概念,并将其介绍给德国思想界的路径。重新审视卫礼贤对“道”的“一词多译”,在加强当今中外文化互鉴和中文著作外译方面具有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泛娱乐化”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问题审思

“泛娱乐化”是当前肆虐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现象级思潮,这种现象的弥散与社会个体心理需求异化、商业资本操控、网络技术赋能、社会思潮耦合密切相关。“泛娱乐化”的主要特点是参与的大众化与去中心化、内容的碎片化与媚俗化以及取向的虚无化与功利化。它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导力、聚合力和引领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从把握话语领导权、抓牢话语管控权以及掌握话语主动权诸方面重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地位,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帮助大学生摆脱“泛娱乐化”的消极影响。     

在修辞与实践之间:环境权概念的贫困及其义务转向

从西方移植的环境权概念,成为我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基点,但该概念过度泛化,导致其内部体系并不融贯,难以进入法律实践。通过对其概念发生的目的论考察,可厘清环境权概念中的冗余要素,确定其有效范畴;而参照德国民法理论的权益区分方法,可知环境权概念之有效范畴指向无法权利化的环境利益,其本质是政治宣示和修辞,并非有效的法学话语。结合我国现有政治法律结构,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的公法义务为核心,以保护公民环境利益为指向,建构公法化的环境法学话语体系。     

走向"文明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休谟民族主义思想的探析

本文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为个案,来探讨后发展国家中所存在的"文明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以及这种紧张感的解决.休谟的民族主义迥乎不同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反民族主义的独特面相,它试图通过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解构和祛魅,来着手对先进文化的复制,用以实现"文明化".这种以发展为要务的民族主义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开放的文化心态,具有相当的历史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