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补元气的内涵

人参是我国中医药领域的名贵药材,应用广泛,为补给元气、救危扶伤的中草药之首选.人参味甘苦并兼,温性,可补生命之精气,治疗虚弱诸证,享有"百药之王""百草之王"的美称.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属上品,补气之功效冠绝百草.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成果可知,人参"大补元气"的功效可从多个角度进行研析和论证.     

荀子“法王说”及其对战国诸子的攻驳

荀子"法王说"可细分为"法先王"和"法后王",该学说上承孔子,旁绍孟子之余绪,结合时势赋予新的内涵,进一步充实完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荀子"法王说"的提出,不仅对孟子的"略法先王"发难,更欲攻驳战国诸子之偏弊。"法先王"和"法后王",分别针对诸子学说中"不法先王、不顺礼义"和"是古非今、说不及后王"之言论加以批判。但无论是"法先王"或是"法后王",其核心宗旨都为"隆礼义"。荀子所谓"后王"大致应在三代之内,以周代圣王为妥,似还包括周公、孔子。     

传递机构“驿”出现时间考辨

"驿"作为传递机构,其起源的时间,学界尚无定论,无论是主张周秦时代的,还是主张魏晋时代的,所依据的论据均不确,或是材料本身问题,或是释读之误。根据目前的材料,无论是专有名词的"驿",还是与"驿"有关的称谓,汉代已经出现。"驿"出现的具体时间,即非东汉时期,也非两汉之交,而是至迟西汉中期。     

正确理解儒学的几个重要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人治"、"君君臣臣"、"为己"、"爱人"等儒学概念往往被人们从负面的角度加以理解。实际上,无论是"人治"还是"君君臣臣",其原初含义都是一种正面指谓。比如,"人治"源于《中庸》的"以人治人",是指以人道的方式对治人的过错,所以朱熹才将其注解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治"往往被理解为完全出于一己之私的"其人之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则往往被理解为"专门以你的方法对付你"。再如,"君君臣臣"本来是孔子对人由不同职务所决定之不同职分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则往往被理解成对特权等级制度的维护与肯定;至于"为己"、"爱人",本来都是出于道德角度的严格要求,现在则全然被理解为所谓"自利"与"偏私"。所有这些古今异俗乃至完全相反的指谓,都是一种值得深入分析的语言衍化现象。     

重思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基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人道主义和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理念的追问

正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在国内外长期争论不休的经典话题,但它并非是一个没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历史旧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凸显了这一问题,但无论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仍都有诸多局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重建增添了现实理由和实践根     

市井百态 亦庄亦谐——《一看你就笑》赏析札记

本文从思想内容"市井百态无所不包"和表现手法"亦庄亦谐入木三分"两个方面,对刘长虎的短篇小说集《一看你就笑》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论,说理透彻,论据充分,无论是对加强作者的写作水平,还是对提高读者的鉴赏能力,都是一篇良师益友之作。     

让读经不再"主义"

李春青认为,儒家文化并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对于今天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根据儒学自身的复杂性与我们的现实需求去分析它,然后以"择善固执"的态度去实践那些有价值的部分.郑伟认为,对于儒学来说,无论是将之一棒子打死,还是将之定为一尊,都是文化霸权的表现,既不能简单地抹煞它的时代意义,同时又应该提防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董阳认为,"读经"之争发生在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护主义年",读经并没有错,只不过不要那么功利,它的作用并非有其倡导者鼓吹的那般效果.让读经不再"主义",让"运动"回到活动.     

从“孝”与“Eros”的比较看中西传统伦理共通之可能性

中西传统伦理之可能的共通性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无论"孝"还是"Eros"都是人的生命价值动力之源;二,无论"孝"还是"Eros"都是构建社会价值秩序的基点;三,无论"孝"还是"Eros"都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为目的。尽管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与柏拉图的思考方式迥异,但他们都坚信从"孝"或"Eros"出发的人生终究归根于"道"或"相",生命也就在差异中走向同一。由此,中西传统哲学殊途同归。     

鹌鹑肉

俗话说:"要吃飞禽,鸽子鹌鹑。"鹌鹑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鹌鹑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以及高血压、肥胖症患者食用。鹌鹑可与补药之王人参相媲美,被誉为"动物人参"。     

陆、王“心即理”思想比较

<正> 陆九渊和王阳明同属宋明理学中的心学流派,都有"心即理"的思想,也都表现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特点.但是,由于二人所处时代不同,经历各异,观察世界的角度不一,其思想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今拟对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异同加以比较.一、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同陆、王的"心即理"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以心灵为宇宙本体的唯心论.它是对主观精神的夸大,是对儒家"天人合一"的心性学说和宋明理学以封建伦理为世界本体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心",既指思维器官、主体意识活动,义指人的本性和支配人的伦理行     

王阳明龙场"臆说"两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与《易》"贞"之略解

<五经臆说>是阳明先生于龙场留下的重要佚著,但无论是古本<王文成公全书>还是今本<王阳明全集>,均只见其一十三条而未见完絷.其中<春秋左传>之"元年春王正月"条与<易经>中"贞"一条,阳明对之作了疏解,充分反映了阳明"龙场悟道"之初"以经注我"并"甚觉吻合"的基本理路.     

老年“手机族”真的不“养眼”

正王阿姨是一位时髦的老年"手机族",平时喜欢用手机上网购物、视频聊天,微信也用得很熟练。王阿姨还喜欢用平板电脑看电视剧,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了这些视频终端,王阿姨的老年生活过得越来越充实,可眼睛却不舒服了。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很疲劳,平板电脑看了10几分钟,眼睛就又酸又胀,还特别怕光。看过医生后才知道,这是干眼症引起的视疲劳。视疲劳、干眼症:"手机族"的常见病视疲劳指人用眼过度,超出了眼睛能承载的负     

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政策逐渐成为-个热门词汇,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广泛关注.但迄今学术界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往往持一种"问题取向".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演变,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展开的,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转型期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问题取向"虽然使社会政策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迅速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政策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1)"问题取向"虽然可以循着解决问题的进路,迅速地进入"问题",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社会政策长期随"问题"而动,就会成为"问题"的附庸,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政策体系.     

国殇--王鹏运爱国词浅论

王鹏运是晚清之季的爱国词人。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危亡,郁积成他心中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结,从而表现为他词中无穷无尽的家国之愁和山河之恨。无论是曲江之忧,泽畔之吟,还是黍离之叹,麦秀之悲,都是爱国、伤时、忧民、忠君的统一。     

信任模式研究综述

信任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本还是一种软的文化力量,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都不容置疑。各家学者都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秘信任,信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它是受社会环境形塑的"社会事实",因而不同社会就有相应的信任模式。而作为一种类型分析概念,信任由于受社会环境、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的差异造成模式划分的众说纷纭,但无论是从信任基础和维度视角的静态类型划分,还是从信任程度和发展过程作动态体察,中外信任模式研究总体上体现了"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存,以及模式研究预设的实践性和理论演绎性特征。通过信任模式研究文献梳理,为消弭社会转型期中国信任危机提供理论指导,并试图挖掘有生命力的信任模式。     

孟子对杨子、许子和子产批评的再批评——从经济学的角度

说斯密照抄了孟子,太牵强附会,太"阿Q".但说孟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了"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孟子和许子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经济上的"分工"还是"不分工",而是在于政治上的"王治民,民治于王"和"王与民并耕而食".     

汉代财富消费伦理与道儒思想

汉承秦制,统治者适应秦末丧乱、凋敝的现实,吸取秦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儒道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无论是司马迁的"三富论",还是董仲舒的"调匀论",也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道教的均富思想,均是汉代财富消费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