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磺胺类抗菌药

磺胺药抗菌谱广,可以口服,吸收较迅速,有的能通过血脑屏障渗入脑脊液,性质较为稳定,不易变质。磺胺药可抑制细菌生长繁殖,常用于抗全身感染。磺胺药价格低廉,老百姓易接受。根据药在血液中的浓度持续时间的不同,按药的半衰期可分为短效磺胺(半衰期6小时)、中效磺胺(半衰期12小时)和长效磺胺(半衰期24小时以上),其他还有肠道磺胺和外用磺胺等。使用磺胺药注意事项有:1.皮肤过敏反应。可见丘疹、剥脱性皮炎等。     

认识抗病毒药

近年来,抗病毒类药物日趋增多,使用不当和产生 不良反应的现象也时有所闻。这里就常用的抗病毒药 及其不良反应作一介绍。 1．利巴韦林(病毒唑、三氮唑核苷):具有广谱抗病 毒性能,常用于治疗甲、乙型流感病毒、腺病毒肺炎、甲     

论诸宫调与南戏的关系

诸宫调兴起于北宋中期,兴盛于金元之际,对南北曲影响极大。南戏的形成与诸宫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音乐结构方面,南戏基本上承袭了诸宫调的常用曲式:一曲独用、一曲带尾在表演形式方面,二者也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如某些表演程序和主要伴奏乐器。     

以信息产业体系引导和传动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正> 一 信息产业体系——外向型经济运行的“传动机”何谓信息产业,现还在探讨中.我认为,信息产业是指信息产品及其相应的物质技术手段的生产部门的总称,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信息产品生产业,包括状态类信息产品的生产业,如情报、资料、新闻、统计、测绘、审计等部门;结构功能类信息产品的研究业,如各学科的研究与应用、设计、工程技术等;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系统关系的生活文化信息生产业,如艺术、体育、文物等部门.二是信息的(传播)流通服务业,如教育(亦兼有前类)、邮电通讯业、咨询服务业、书报发行销售业、信息技术设备的保养维修及其他的信息服务业.三是信息产品的生产设备制造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改善投资环境 积极利用外资

投资环境是指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投资者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投资环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气候,二是投资条件。前者是衡量投资的政治因素,如政治是否安定,有无战争风险,对外资的政策如何,等等;后者是衡量投资的经济因素,如经济状况如何,资源是否丰富,原材料价格是否低廉,销售市场、劳务情况怎样、税利的内容、投资的比率、资金来源的可能性（特别是向银行借款和资金调度的可能性）、必要的基础设施怎样,等等。一国的投资环境状况,对国际投资者来说,是决定其投资与否、投资规模、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的依据,而对自身来说,则决定着吸引外资的成效。目前,世界上已     

辽代的自然灾害及其赈恤措施

辽代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水灾,包括洪灾、涝灾、雹灾、雪灾等;二是地震灾害;三是旱灾;四是虫灾。 (一)辽代的水灾类灾害。水灾类诸灾在辽代发生最为频繁,所造成的损失也最大。辽代的洪灾居水灾类灾害之首,史书中多有记述。如,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年),“秋,苦雨,川泽涨溢,自瓦桥已北,水势无限”,洪水漫淹了大量的田园庄舍。“瓦桥”,即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当时为辽与后晋的边界。“瓦桥”以北,泛指辽的南京地区,即今京、津与河北中、北部地区。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年)十月,“辽瀛(今河北河间县),莫     

论汉武帝时代将军制度的缘起

汉武帝时代,征战屡出,“外曜武威”,“穷兵极武”。他在位的五十四年间,大型的军事活动竟达三十二次之多。在频繁的军事活动中,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军事现象,领兵征战的主要将领有称号——将军称号,如卫青领号大将军,霍去病领号骠骑将军,李广领号前将军,公孙贺领号左将军等。除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等称号起源于前代外,发生于汉武帝时代的将军称号,尚有十二种之多。如统计军事将领所领之将军称号,则不下五十人次;按规则可分为三类:军阵将军称号、军制将军称号和方术将军称号。前两类起源于战争亦用于军事活动,后一类     

西方主要国家传媒法制的历史演变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美、日等国的传媒法制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时代:一是封建集权主义时代;二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三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各个时代传媒法制的历史演变都有其一定的特点。1封建集权主义时代。纵观封建集权主义时代传媒方面的管理制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特许出版制度。特许出版制度是指对少数一些统治者信任的出版商独占报刊经营业的特许专利权。特许出版制度的产生最早是在英国。1538年,亨利八世建立了皇家特许制度,规定所有出版物均须事先许可方能出版。1557年,玛丽女王又成立了皇家…     

关于墨家对矛盾律排中律表述问题

1985年沈有鼎先生在一次讲《墨经》的课程中指出:“‘攸,不可两不可也’,在‘不可’中间加‘两’字,‘不两可’是矛盾律,‘不两不可’是排中律.”并且认为:“《墨经》拿不常用的‘攸’用为逻辑术语,是说一对矛盾判断,过去把‘攸’完全改为‘彼’是没有脑子的.”沈先生还让我们把有的“彼”字改为“攸”.除了把“彼”改为“攸”,我们持相反意见外,其余我们认为沈先生的见解都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把“彼”都改为“攸”不一定合适的理由如下:一则张惠言据说校经,作“彼”.二则“攸”一般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如“君子有攸往”(《周易·坤卦》).或者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就”,如“风雨攸除”(《诗经小雅·斯干》).或者作处所讲,如“为韩结相攸”(《诗经·大雅·韩奕》).也就是说,“攸”字多用于动词前面或放在主谓之间,不如“彼”灵活,指代性更广泛.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攸”的古汉语涵义“所”、“就”、“处所”与辩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彼”有“相对”的涵义,它可作指示代词,指代“那”与“此”相对,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二》),又可指代“别人”、“对方”与“己”、“我”相对,如“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而辩不能一人去辩,     

都市报如何做新主流

“做新主流媒体”,这是时下不少都市类报纸喊出的响亮口号。如《华西都市报》2002年提出“二次创业”的设想:在原来颇具晚报性质的都市报的基础之上,打造全新的严肃报纸。[1]《南方都市报》“提到一个理念‘从强大走向伟大’”做“新主流媒体”。主流传媒是“以吸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主要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的社会成员)作为自己市场诉求的传媒”[2],要求不仅发行量大而且影响力高。世界成功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发行量并不大,但是公认的主流。中国入世后,面临国际传媒大鳄的强烈…     

明代文化专制三议

郭银仔在 2 0 0 3年第 1 2期《文史知识》上撰文认为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时期 ,文化专制为其重要内容。明代的文化专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兴文字狱 ,因忌讳而杀人。明朝的文字狱主要发生在明初 ,是因明太祖对文人的猜忌而导致的文字冤案。如林元亮等人的文章中有“则”字 ,被朱元璋听成或看成“贼”,好像是嘲讽他曾经为“贼”,故而被杀。二是对文学艺术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限制 ,禁止并销毁不符合文化专制政策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四类 ,如个人文集、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和党争读物等。三是编书注经 ,以程朱理学指导社会思…     

陈寅恪的史学成就与治史方法

陈寅恪先生是一位蜚声国际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的研究范围甚广,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史学领域如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史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本文主要是介绍其史学成就与方法。 (一) 先生最初以中古佛教史和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崛起于史学界。先生在欧美所师事诸名家,大都以宗教史、民族史见长,如路德施研究佛教典籍,缪勒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民族,黑尼士研究元朝史等等。时先生虽专攻语言文字,但自称所注意者二:一历史,一佛教。他学习东方古文字时,常用一佛教典籍的不同文字译本相比较阅读,以掌握语言规律及变化,因而熟习佛教内典,对中亚史地及民族亦有涉猎。这些学科,当时国内鲜有人为,而先生的东方文字学,特别是     

自主劳动者的自由时间探讨

自主劳动者的自由时间,直接关联着劳动者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者自由、全面的发展(包括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从而也影响着社会再生产。从理论上廓清这一问题,在当前具有现实意义。 自然的一昼夜即一日等于24小时,在这24小时的分分秒秒中,都充满着人们形形色色的活动。这种自然日对人来说,就是自己的生活日。当我们将人作为个体的劳动者来考察时,便会从人的生活日中划出劳动日即劳动时间来。 经济学上确切的劳动时间是狭义的劳动时间,它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场所为社会生产所付出的智力和体力的时间。这样,在单个劳动者的生活日中,便可区分为劳动日和劳动外时间,即劳动者的生活日包括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 劳动者劳动外时间的活动,就其活动的方式来讲有两种:一是自然生理性的;二是社会性的。人,具有二重性,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的欲望、需要相应地也分两类:生理的和社会的。这种二重性质必然要反映在劳动外时间的活动方式上。生理性的活动主要包括饮食、睡眠、锻炼;静息、洗涤等等。社会性活动主要包括参加社会交往、各种集会、     

《文心雕龙·序志》义疏(下)

(十二)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论文叙笔,犹如论述文笔,六朝人约分文章为文、笔两类,文是有韵的,笔是无韵的。前者如诗赋,后者如论传。本书《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但本书有时不分,如《文心》之“文”,即包文、笔言之。○囿,根据。○章,明也。○敷,陈述。举,讲明。○理,原则。统,要领。○本书共五十篇,前二十五篇为上篇, 自第六篇《明诗》起至第二十五篇《书记》止,专论文体。按:以上言本书上篇的主要内容是论文体。说本书论述有韵的和无韵的文章,都根据不同体裁分别加以说明,而每种体裁都从四个方面着眼。一是叙述文体的原始和流变;二是解释文体的名称,并说明它的实际意义;三是选择代表作品,决定篇章的优     

关于初级产品价格改革与加工企业消化能力问题

我国价格体系改革的任务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二是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等,三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我认为,根据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需要,我国改革价格体系的首要一步,应是工业品、主要是初级工业品价格的改革。从这方面入手改革价格体系,有利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一、改革初级产品价格是当前价格改革的首要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价格体系和管理办法不断作了一些调整改革,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扩大议购议销价格范围;放开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价格;部分商品实行浮动价等等。广东省还在国家统一部署安排的基础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对本地生产的煤炭、钢材、生铁、焦炭、硫酸、烧碱等产品制定了比国家统一价高出较多的地方价格;三类日用工业品价格除列名管理的120种外,其余全部放开;采取超购加价、价外补贴等办法,加大了稻谷、糖蔗、黄红麻、木材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价幅度,先后放开了蔬菜、生猪等价格。这一系列的调整改革,效果是明显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可能趋势分析

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风险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的高风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转变成社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各自的具体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状况。中国中期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归为两类:一类是诱因变量,包括经济波动、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5项;另一类是本因变量,包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滞后、三农问题、劳资纠纷和冲突、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的相对缓慢、腐败问题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削弱问题等7项。根据社会危机两类变量的可能变化,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中期亦即未来的20年当中,一般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应对思路与对策,要特别注意三点,一是要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二是要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并且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三是要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话语与中国学术(系列笔谈之文学篇)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学转向"这个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当时人们的理解是,它意味着当代西方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存在哲学关注的"生命经验"转向了语言符号本身。但由于种种历史的与学理的原因,对它的批判与否定是远远大于阐释与接受的。如果说它有所收获,那也主要局限在对此半通不通的文学界,如当时的先锋派作家就是从这里获得了进行语言试验与虚构游戏的理论基础。在时光流逝了近二十年以后,重温"语言学转向"是意味深长的。它决不仅仅是哲学研究对象的一种变化,更意味着西方哲学在现代语境中一个基础性的迁移。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传统学术对象有二:一是唯物论看重的客观世界,二是唯心论看重的主观世界。前者的理念是"存在决定意识",后者的深层结构是"意识决定存在"。哲学史上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讲得就是这两个基础之间的一次转换。从此以后,哲学研究不再围绕着传统的客观世界、而是开始围绕着主体自身旋转。这个旋转一直延续到西方现代哲学史,它的关键词也由康德的意识-心理机能转变为人的潜意识、无意识、原始本能,等等。"语言学转向"与此不同,它在存在与意识之外提出了另一个具有本体论性质的范畴,这就是既不同于客观物质也不同于主体机能的文化符号。以人类创造的文化     

略论韩愈的反佛道斗争问题

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在唐代后期的知识界曾起过领袖的作用。现仅就韩愈的反对佛、道的斗争问题,略加论述如下。 一、韩愈反佛、道斗争内容的剖视 佛道二教自从汉代传入和产生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提倡,发展到了隋、唐,势力达到了新的高峰。特别是佛寺,占有大量土地、农户,自征租税,自立法统,俨然成了一些独立的宗教王国。这样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又侵蚀了国家的财政,从而也激化了朝廷和宗教、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于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便纷起揭露佛、道(主要是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付奕、辛替否、姚崇、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吉甫等,从唐初到中叶,相继向皇帝剀切陈词,疾呼佛道危害的严重性。这些人就是韩愈反佛道斗争的先驱。韩愈的反佛、道斗争,正是有唐二百年来反佛、道斗争的继续发展。他的反佛、道,系以反佛为主,而反道次之。对于佛,他是“讼言攻之,嫉之如仇”的(《栾城集》卷20《试进士策向二十八首》)。反道则比较一般化。推其原因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