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栏: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

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1] 一文将宋元商业性娱乐场所“勾栏”一词的语源上溯至汉译佛经的影响 ,持论新颖 ,却欠允切。勾栏从一种建筑式样名称转变为演出场所名 ,当与中国传统杂技百戏等艺术表演的场地特征有关 ,佛教影响是其中介 ,而非本源与直接原因。     

论元散曲对元杂剧形成产生的影响

元散曲和元杂剧统称元曲。元散曲的形成先于元杂剧,元杂剧在借用元散曲套数的音乐结构时,也接受了元散曲已有的戏剧性因素的影响。元散曲为元杂剧的成熟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准备。     

元杂剧科范的文学功能

元杂剧科范是剧本规定的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 ,它的文学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塑造人物形象。二、推动情节发展。三、营造环境气氛。科范的这些功能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结合有代表性的剧目 ,具体分析元杂剧科范的文学功能 ,阐释其重要的戏剧意义 ,是很有必要的。     

元杂剧妓女形象与作家的创作心态

元代杂剧中描写妓女的作品颇多.有很多作品反映妓女与士子的婚恋生活、妓女从良的艰辛以及赞颂她们的机智勇敢、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等等.元杂剧对妓女的同情和赞美,较之前代更为客观.这反映了作家特殊的创作心态.     

元杂剧中琳琅满目的蔬果世界

饮食习俗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领域中最具稳定性和独特性。又因元帝国空前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和风俗各异,使饮食习俗显现出多样性与特殊性、开放性与兼容性之特点,作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蔬菜水果,在元剧中因剧情需要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诸如青菜、白菜、赤根菜、芫荽、葫萝卜、葱儿及橙、荔枝之类,展现了元人的饮食习俗,从而可以反观元剧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真实性、多样性和鲜活性的特征。     

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论略

唐王朝的恢弘气度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昌盛等层面,也通过兴盛的旅游活动得以表征.在这个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朝代,旅游迎来了新的高涨.唐代的旅游活动不再完全是政治、经济活动的附属物,旅游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愿望支配旅游活动.唐代旅游活动类型丰富多彩,各阶层人士参与广泛,进而促进了旅游文化的发展.旅游文化构成了盛唐文化的组成部分.     

傀儡戏影戏与元杂剧叙事的生成——为孙楷第“傀儡说”正名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将孙楷第“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出于傀儡戏影戏”的观点,理解为是在谈戏曲“表演”的来源问题.本文认为,孙楷第《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一文具体论证的不是戏曲“表演”的来源而是戏曲“故事”的“唱演形式”的来源及生成问题,即戏曲叙事的生成问题;这本是孙楷第的一个重要贡献,却长期被误读,故有为其正名的必要.     

元杂剧人物命名的象似性与理据性

元杂剧的人物命名体现了汉语的理据性和象似性的特征。象似性是指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的相似关系,元杂剧人物命名的象似性特征表现为:在人名用字的书写形式上具有图示象似特征,在语音形式具有谐音象似特征以及隐喻的使用三个方面。隐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隐喻的特点是通过某一类事物来理解另一类事物。元杂剧人物命名中隐喻性人名所占的比重较高。理据性指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非任意的、可论证的联系,理据性在人物命名方面主要表现为转喻。转喻则是通过事物的某一特征或与其他事物的特殊关系来认识该事物。元杂剧一些人物命名直接以人物的长相、穿戴、身份、行为特征等为依据,属于以转喻为认知基础的命名方式。     

元杂剧中的行旅风俗

元杂剧中因剧情和反映生活之需要,保存了大量的行旅风俗,而这些风俗的描写表现为亦蒙亦汉、亦南亦北、亦古亦今的特点,呈现出元人在民俗风情上的包容性、承传性、变异性诸特色.从剧情上的表现和发展的需要上看,元杂剧中的行旅风俗文化的展示是附着在剧情和剧中人之上的,因而这种习俗的展现不是平面的静止的,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正因为有了这些真实生活习尚的描述和表现,才赋予戏剧深广时尚的艺术魅力.     

从女性形象的塑造看元杂剧对其唐传奇蓝本的改变

元杂剧同其唐传奇蓝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表现之一是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即具有了独立品格和理想色彩.她们一改唐传奇中卑微软弱的形象,变得富于主见,在爱情追求上更加主动和大胆;同时,她们被塑造成落魄书生的红颜知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给生活困窘、价值失落的书生以支持,成为落魄文人的精神补偿和灵魂慰藉.元代社会同唐代相比,在统治政策、社会观念、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造成元代士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导致他们创作心态和创作视角较唐传奇作家有很大不同,加之较为开放的社会习俗,因此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同其唐传奇蓝本中的同名形象产生了重大差异.     

论元代诗人袁桷的题画诗

袁桷的题画诗题材宽泛,包括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等;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以绝句为多,且以组诗形式出现,可见其在诗歌创作上所做的尝试。他以诗论画,又将绘画的思维和技法融入诗歌,进行了诗画融通的艺术再创造。善于选取独特意象,动态感﹑形象感﹑色彩感较强,体现了他＂诗中传画意,画里见诗馀＂的观点。诗歌风格多样,主要表现为含蓄蕴藉和恬淡自然两种。     

论元代戏剧批评的观念转捩与理论创获

元代戏剧批评是中国古代戏剧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它的观念从戏剧范畴著录、形态编纂、本体认识、功能感知、作家鉴定、优伶推介诸方面都发生了全新转捩 ,不仅初步提出戏剧创作、表演与戏剧沿革、嬗变的重要范畴 ,而且着手阐释戏剧基本原理 ,构建戏剧理论体系 ,为中国古代戏剧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坚实基础。     

魏源及其思想特征评述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其特定的社会地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其改革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根基。进化的历史观、实践第一的改革观、富民的经济观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构成了其鲜明的改革家的思想特征。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物质消费特征

金元时期,全真教盛行于北方。它在金初形成后,教徒主要以乞食为生,固定财产非常少。蒙古进入中原后,全真教徒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占地、免税等经济特权,开始依托宫观大规模地垦田耕作,全真教亦随而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但不论乞食还是耕作,全真教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物质消费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崇尚俭朴,自食其力,聚财为公。从根本上说,全真教在物质消费上所具有的种种特征,是全真教立教宗旨的集中反映。这些对保持全真教的纯洁和扩大教团的规模,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论屈原、陶渊明对菊花人格象征含义生成的贡献

屈原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开创者,陶渊明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奠基者。菊花这一花卉意象因为陶渊明而具有了隐逸的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原型之一。菊花因与陶渊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不断地被赋予文化内涵,从而上升为人格的象征。     

近代对《洗冤录》的批判

中国传统法医检验是以尸表检验为主,随着西方法医学的输入和进一步传播,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法医学工作者的成长,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排除传统法医学及其司法检验方法的负面影响,以现代法医学的奠基者林几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针对《洗冤集录》的检验方法做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并对中国古代法医学史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袁世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原因探微

袁世凯时期是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分不开的:袁世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观上是为满足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满足了社会主流人群——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也与当时社会心理的预期相契合。     

从鹿三父子的人格悲剧看《白鹿原》的人格治疗学意义

文学是“人学”,《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心灵秘史”,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其上升到文化原型符号的高度,揭示人类个体人格发展中的悲剧。其中,鹿三和黑娃父子的悲剧是超越自卑者的悲剧,他们的生命历程对当今个体人格的的健全发展具有一种人格治疗学意义,从而形象地印证了文学的治心功能。     

庄周屈原浪漫文学之再比较

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不宜再以消极与积极来区分、论衡和轩轾。他们的不同,主要只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首先是虚幻特色及风格特征的差异：庄周的浪漫文学基本上是纯然虚构的,而屈原的虚构幻想则是植根现实的;庄周的幻想是为说理服务的,而屈原的幻想是为抒情服务的。其次,从美学特征看,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亦有明显差别：庄周的美学理想是崇尚自然,重视美的自然性;屈原的美学理想是崇尚真善美相结合的社会价值。再次,庄周、屈原浪漫文学的差异,还可从文化特征来加以观照：庄子的文化渊源是殷商文化,屈原的文化渊源是楚巫文化;庄子是哲人兼诗人,屈原是诗人兼哲人。文化渊源和文化角色的差异,也决定了庄、屈浪漫文学特色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