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拆分"行为法理分析——从反垄断视角阐释

"拆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电信业反垄断的救济措施,从行政法角度分析,拆分是一种政府行为,体现了政府管理市场的经济职能;从公司法角度分析.拆分于某些情况下等同于公司法上的"分立",与"合并"相对应;从反垄断法角度分析,拆分是一种反垄断的救济措施,中国电信的三次"拆分"推动了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但仍亟需反垄断法和电信法的出台.     

“代孕”行为的法理分析

“代孕”行为实际上是把传统的生育方式转化为医学制造产业,即一种纯粹技术化的身体活动。原本神秘而高贵的生命就像其他物品一样,可以通过金钱、技术和契约方式生产。“代孕”行为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家庭婚姻法律制度和观念,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学术界的争论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浅谈反垄断法规制问题——从我国商业秘密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说开去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公平有效竞争的存在是我国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建设的保障。由于商业秘密权会给权利人带来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竞争者的逐利本性决定了他不可避免地存在滥用其权利的可能性,就必然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而用反垄断法规制商业秘密权滥用行为受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其作为市场竞争的护航者,充分体现了重要地位。本文在探讨商业秘密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基础上,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中国电信产业垄断分析——基于剩余需求法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电信业,各运营商的市场地位失衡,有效竞争格局远未形成.由于电信业内的厂商并非完全提供同质化产品,因而对垄断势力的测度出现了困难.而利用剩余需求法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运用剩余需求法对中国四大主要的电信运营商进行测度的结果显示,四大电信运营商的垄断势力相差很大,其中,中国移动的垄断势力最大,中国联通次之,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最小,而这种局面不利于我国电信业有效竞争的形成.     

从法理看“彭水诗案”

按照西方比较通行一种的政治理论,即大家熟悉的社会契约论,国家的权力因公民委托而来,国家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本文以"彭水诗案"为样本,阐述了上述法理。     

从经济角度审视我国反垄断法的“生态环境”

"竞争"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内核,"垄断"是相对于"竞争"而言的,是"竞争"的异化。"垄断"作为竞争的"非常规性形态",其对市场经济的害处已被历史彰显无疑。目前,虽然我国已经颁布并实施了反垄断法,但是执行难等问题却阻碍了我国反垄断法的应有功能与效力。文章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我国古代经济形态、制度及理念等几个维度进行一些探究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是有所助益的。     

中国式反垄断的逻辑——比较制度分析视角

文章比较了中美反垄断制度框架,发现二者在规制领域、立法目标、立法语言、执法机构设置、法律实施模式、重点执法领域、执法规制原则、规制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基于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文章论证了这些差异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体现了反垄断制度的体系性特征和不同的反垄断逻辑。中国式反垄断在规制领域上兼及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美国式反垄断以反经济垄断为主,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征。市场化阶段差异和法律体系差异则是导致中国和美国形成不同反垄断逻辑的主要外生因素。     

“三个代表”思想的法理分析

“三个代表”思想有着丰富的法理内涵。法与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的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存在着辩证关系。深入分析法与“三个代表”的内在联系 ,正确处理好法与“三个代表”的关系 ,努力做到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下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研究法律为“三个代表”保驾护航的方式方法 ,使之真正落实 ,是当前法制工作者的义务     

“新闻寻租”何以成为“常规行为”——从制度经济学视角解读新闻寻租

近年来新闻寻租这一非正常状态在新闻界内部泛滥，趋于公开化和合理化，由个体行为成为集体行为，由秘密寻租演化到公开创租，制度变革中产生的体制扭曲无疑是其滋生的土壤，而体制自身之所以无法医治这种慢性隐疾，实际上是由制度变迁中形成了路径依赖而引致的，并不能简单归咎于道德。因此文章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新闻寻租进行全面的剖析——通过对传统和新型新闻寻租现象的探析和对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阐释，以及二者关系的论述，将媒介存在的大环境——即以社会制度为主的各种制度作为重要研究背景来完成对新闻寻租来由的制度认知，以探求制度革新为主的解决途径。     

“见危不救”行为之可罚性的法理分析

惩罚见危不救行为是一项基于“道德愿景”的立法建议。从惩罚的逻辑考察,惩罚一般是以“受害人一伤害人”关系为基础的,不能直接延展至“受害人一旁观者”关系。惩罚措施若要成为法律规则,需满足社会文化特质及民众心理意识,但民众心理意识中对“作为和不作为”的认知差别．以及社会心理学上的责任逃避和旁观者效应,都是立法惩治见危不救行为的掣肘。从“成本一收益”角度分析,可以预测这种立法是缺乏效益的,并可能导致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和博弈。作为一种条件尚不成熟的法律制度创新,惩治见危不救行为的立法目前是缺乏可行性的。     

患者及其近亲属“拒绝”行为有效性的法理研究

在医疗活动中,确立“知情同意”原则的本意是对患者权益最大限度的尊重与保护。然而,在实践中,发生了一些对“知情同意”原则非理性适用的事件,给患者切身利益带来损害,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从法理角度分析,无论患者或其近亲属,对医疗机构提出的合理治疗意见所作出的“拒绝”行为,当无法保证患者生命健康权益的最终实现时,这样的“拒绝”行为在法律上应是无效的。     

经济危机“比例失调论”的现代阐释——基于广义系统论视角

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序状态,进而社会生产比例失调,爆发经济危机。然而,根据广义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和协同学的理论,开放性和非平衡性是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同时,在复杂的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产生出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统一作用和联合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是一个典型的耗散结构,具有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协同性的特征。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满足自组织系统成立的必要条件。虽然生产决策由单个资本家作出,但是他们会受到利润率的支配,其行为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通过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和协作,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有序状态有可能自发形成,其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支配各子系统行为的"序参量"能否形成,利润率便充当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序参量"这一角色。     

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来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心理行为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对投资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各种市场异象.本文在分析投资者心理特征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来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心理行为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对投资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各种市场异象。本文在分析投资者心理特征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互联网搭售行为的反垄断规制——“3Q案”与“微软案”的比较

同样是互联网搭售行为,"微软案"和"3Q案"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司法判决。导致两者判决差异的原因,一是宏观层面的政策、法律和规则因素,二是微观层面的产品、行为、网络外部性和效果差异。两者的差异表明:合理原则是互联网搭售行为的反垄断认定的首要原则,要充分考虑双边市场中互联网平台企业独特的定价模式和运营模式及其可能对竞争产生的多重效果。互联网搭售行为违法性的五大要件是:市场支配地位,搭售品与被搭售品是否独立的产品或服务,存在搭售或捆绑的行为,搭售行为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缺少合理性抗辩。     

我国石油资源供给困境的制度检视与规范途径——以“柴油荒”事件为视角切入

我国石油资源供给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石油行业的高度垄断、成品油进口资质门槛高、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失灵。石油资源供给困境突显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反垄断法律规定自相矛盾、对规模经济的控制协调不足、垄断行为未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因此,必须出台有关反垄断行为的实施细则、在反垄断法中坚持规制行为主义与规制结构主义并用,并将垄断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机制。     

宏观经济的“组织行为”内涵研究——跨学科视角下的“系统”分析

从组织行为的理论基点出发,考察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本质,即在既定目的下组织对经济活动的选择过程,探索了可能的分析途径,以尝试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彻底的逻辑一致与统一.关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宏观经济系统分析中,组织系统分析维度具有普遍适应性,因此以该分析维度定义的宏观经济的"组织行为"内涵,具有经济活动的一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