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金发的三大是非

王金发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传奇性人物,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争议颇多、大可研究的人物。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年仅三十三岁的王金发被袁世凯反动政府杀害于杭州百岁坊巷军人监狱。有人婉惜,说他死得冤枉;有人高兴,说他死有余辜。当他的亲友与同志在杭州昭庆寺开吊时,绍兴布业会馆里却在举行“庆王余发死会”。一悼一庆,活现出人们对王金发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王金发被难后三月,南社爱国诗人陈去病,化名“镜中观奕客”发表了记事小说《莽男儿》,对王金发一生作出了“持平之论”。王金发的同志谢飞麟,也于同年八月刊印了自写的《王季高君行述》,为后人留下了基本可靠的信史。然而,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代,广为流     

辛亥革命与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

一、辛亥革命后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辛亥武昌起义后,革命的狂飚席卷中华大地,腐朽的清朝统治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武昌起义仅一月余,全国大半行省和第一大都会上海纷纷宣布脱离清王朝而“独立”。此时的清廷仅控制着北方的部分地区,且依赖心怀异志的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支撑着残局。袁世凯乘清室之危,攫取了清朝的军政大权。他受命去“剿灭”革命党,不过事实上,连清朝皇室和袁世凯本人都十分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当时对清统治者来说,最现实的选择是保住半壁河山,苟延残喘。辛亥革命尽管酝酿多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武昌起义却带有偶然性的色彩。各地的相继响应,情况也颇为复杂,“光复”省份的领导权并非都由革命党人执掌,有的地方大员拥兵自重,“只     

简评王金发的“投诚”

人们是在曲折与前进中创造历史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也不例外。王金发这位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既有过功绩显赫,磊落有为,可任史家举笔讴歌的早期,也有过功过互见,情况复杂,甚至令人扼腕感喟,沉思不已的晚期,特别是他被害前的最后一段历史,更令人争议纷纭。为了恰当地评价他这一时期的功过,有必要先让历史本身发言。二次革命这是继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又一次重大起义,是革命党人在血的教训面前再次奋起的表征。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中,王金发在其初期,应当说表现是好的。当某些革命党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就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并亲赴前线参加战     

“见危不救”种种

“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儒家“礼”的内容之一。然而,当有人问到孟子,发现嫂子落水以后是不是应该“援之以手”时,忠实地恪守儒家之“礼”的孟子,却毫不犹豫地主张这时应该对“礼”采取变通的办法,亲手将落水女子救上来。他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见死而不救,无异于豺狼一般。可见儒家是很主张救死扶溺的。先秦时另一大学派墨家尽管在学术上和儒家大有分歧,可是在救死     

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问题之我见

以孙中山最终让位于袁世凯而结束的南北议和,客观上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方面,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由于袁世凯上台,实行了新的独裁统治,民主共和国名存实亡,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南北议和,就其历史作用和影响而言,无疑功绩是巨大的。孙中山正是要通过南北议和达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目的,从而“先成革命一圆满之段落”,在中国确立民主共和之基石,使民主思想成为历史发展不可阻挡之潮流,“纵袁欲继满州以为恶”,“覆之自易”。这是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的指导思想。本文拟通过对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活动的分析来说明,孙中山主动让位於袁世凯,是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策略,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是孙中山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甘肃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

近代甘肃,如同全国一样,走过了一段苦难的历程。不但封建主义残酷地统治和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肆意掠夺和欺侮,各族人民饱经忧患,备受凌辱。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甘肃各族人民从来不曾停止过反抗斗争,其爱国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     

永恒之作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一、什么是作品的灵魂?近些年,探讨什么是文学经典作品,怎样才能成为经典不朽之作的文章和研究多了起来,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当人们从多方面去探究和总结究竟有些什么重要因素与元件构成,在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大小与生死寿限时,千万不要忘记说来说去,一个作品究竟是生是死,是生气勃勃前程远大,还是萎靡不振恹恹欲绝,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这个作品有无灵魂,自身是否强健,像人一样,有灵魂人才能活,无灵魂人必然就死,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他说的是人之精神灵魂活着,人就虽死犹生;人若…     

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及其覆灭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是从清朝政府垮台开始的。武昌起义后,清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权益,一致选中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作为他们新的代理人。1911年11月15日,也就是在武昌起义一个月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打给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的电报里就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并表示将给予袁世凯“一切外交援助”。12月7日,也就是行将垮台的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的当天,德国驻北京公使哈     

论孙中山的知行学说

孙中山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在他的领导下,腐败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崩溃了。然而,革命的果实却为帝国主义勾结封建顽固势力篡夺了。反动势力疯狂地扑灭革命,而有些革命党人也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妥协退让,说孙中山“ 理想太高”,“不合中国之国情”。他们捧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教,抵制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则认为:“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①因此,要革命,就必…     

袁世凯被罢与中外报界舆论

袁世凯被罢事件发生后,列强政府、清廷朝野、海外流亡党人对此反应强烈,其不同态度和立场在各自报纸媒体上得到鲜明的反映。英、美政府对袁世凯被罢深感惋惜和忧虑,与此同调,英、美报界力挺袁世凯。日本政府乐见袁世凯被罢,日本报界对袁世凯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英美和日本报纸媒体对罢袁事件的不同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国内朝野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和海外流亡党人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立宪派有些报纸赞赏载沣的罢袁行动,也有的为袁世凯鸣冤叫屈。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紧紧抓住袁世凯被罢的天赐良机,大造反袁舆论,必欲置袁死地而后快,以彻底扫除其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革命派借机宣传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     

论鲁迅早期的启蒙思想

在中国启蒙运动思想史上,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都占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由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还在于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人们只是在“五四”时期才能具有的那种思想和见解。他的启蒙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远远地跑到了他同辈们的前头。 鲁迅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他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始终是 “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他是新文化运动最伟大最英勇…     

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析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①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毛泽东针对我国这—国情,始终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甚至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所以,他对农民教育也特别关注。一毛泽东认为要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从教育入手,唤起民众;认为农民的思想觉悟、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关系极大,强调“教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服务”;要各地党和政府加强农民教育的领导,并在革命初期就身体力     

有这么一个杀人犯

社会之大,何奇不有!发生几起凶杀案件,本来并没有什么希奇。但是,这里发表的一起凶杀案件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这就不能不令人瞩目,令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对权力和利益进行调整,以利于社会的发展。改革必然会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例如终身制取消了,“铁饭碗”保不住了,“大锅饭”吃不成了,于是一些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人就必然会阻挠改革,甚至会象李方那样铤而走险。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那些类似李方却还未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可能产生的社会心理,在经济改革的“经济性”事务中,化大气力于“人的问题”,那么这些人也不是不可以挽救的。所以,改革使人际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我们要研究这种变化,使它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们发表有关李方案件两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登

黄宗羲与近代历史主义方法冯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认为,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当时的现实而又一脚跨进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他第一个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蓝图(尽管是粗略的),并以“风雷之文”召唤“豪杰之士”起来冲破“囚缚”,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斗争。黄宗羲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我这里主要就历史主义这一侧面对此作一简要阐述。中国近代经历了社会大变革,也经历了一次哲学革命,后者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合流过程中实现的,它现在还在继续着。哲学革命是思维方式的根本革命,包括有逻辑和方法论的革命。近代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他们力图把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成果移植到中国的合适土壤,找到中西哲学在逻辑方法上的交接点,以便促使中国哲学近代化,或者说,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形而上学的重建

提起18世纪德国杰出的大哲学家康德,便会令人想起他的“哥白尼革命”。这一“革命”的巨大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来,其影响也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今天,面对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世界,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康德,理解他的深刻和失败。 然而,在理解的同时,误解也象影子一样始终缠绕着康德,罗素就是一例。这位赫赫有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在他的《人类的知识》一书的引论中写道:“从康德到现代,也许更确切点说从贝克莱到现在,哲学家当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我认为是错误的倾向,那就是让对于世界的描述不适当地受到从人类知识的倾向得…     

犯罪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

<正>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有了客观需要,并在满足这种客观需要的因素经过酝酿、积累、发展、状大,在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时产生的。犯罪社会学这一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也是这样。一犯罪社会学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论政和论道的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涉及到了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如春秋末期,法家的先驱管仲认为:“善为政者,仓廪实而囹圄虚;不善为政者,囹圄实而仓廪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虽然是论政,但涉及了犯罪问题。他把犯罪同物质生活条件直接联系了起来。法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韩非,更为明确地把犯罪的起源归结为物质生活条件和人口条件。他说:“古者,丈夫     

《父与子》的思想倾向究竟是什么?

屠格涅夫在给赫尔岑的信中曾写道,他从巴扎罗夫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的论战中,看到了“革命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他在致斯卢契夫斯基的信中谈到巴扎罗夫时,又写道:“他阴沉、野蛮、高大,半是从泥土里长大的,刚强、凶狠、正直,但仍旧注定了要灭亡,因为他始终还站在‘未来”的门口”。巴扎罗夫的“胜利”与;“灭亡”是《父与子》这部小说的中心内容,是作家着力描写的主要情节,鲜明地表现了整个作品的思想倾向和作家的爱憎感情。如何认识巴扎罗夫的“胜利”和“灭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评论整部作品思想倾向的重要依据。 …     

狗年狗说狗话

我们狗,又名犬,十二属相之一。世人提起我们,有恨的,也有宠的。恨者嫌我们狗性太恶,有歇后语曰:“狗改不了吃屎——本性难改”,还说我们“狗眼看人——咬穷不咬富。”并把许多坏人坏事与我们联系起来,例如:把没良心的人斥之为“狼心狗肺”;把不知好歹的人说成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把助人作恶称为“走狗”;把徇私枉法、欺压百姓的官吏斥为“狗官”;把少见多怪的人比作“蜀犬吠日”;把铤而走险者喻为“狗急跳墙”;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毛泽东对待历史传统文化不是盲目崇拜,更非厚古薄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态度和始终坚持的原则,亦即批判与继承并举,改造与发扬同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发扬的过程中改造。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既是对全党提出的要求,也是他毕生一贯遵循的指导思想和一贯坚持的立场。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能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否則我们就难以从旧的历史轨迹中解放出来;但是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而“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然而,马列主义又决然不能与其相对立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相结合,而只能     

日本与洪宪帝制

有论者谓：日本对袁世凯洪宪称帝的政策是经历了从支持到干涉再到反对的演变过程。其实，日本虽坚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在辛亥革命后希望中国复辟帝制，然而却始终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日本看来，袁世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大障碍，因而从袁世凯清末组阁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乃至洪宪称帝过程中，一贯采取反袁和倒袁政策。日本的上述政策是导致袁世凯洪宪帝制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推行亲英美政策，使日本失去了渔利中国的机会，致使日本对袁世凯政权不满。辛亥革命后，清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其反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