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莎剧《麦克白》中的女巫

在<麦克白>中,女巫及其预言贯穿全剧始终,渲染了阴森、恐怖的悲剧气氛.女巫是麦克白心灵的魔鬼,是其内在私欲的外在表现;女巫的预言则反映了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冲突,昭示了麦克白的悲剧命运.     

也论哈姆雷特的延宕

哈姆雷特的延宕是莎学界的一个老话题。这一公案中有几个历代学者都关注的焦点,如鬼魂诉说后哈姆雷特为何没立即复仇?"戏中戏"之后哈姆雷特为何没趁克劳狄斯忏悔时复仇?哈姆雷特是否性格忧郁等等。结合着戏剧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剧情的内在发展逻辑对这些焦点进行分析,便会发现,哈姆雷特不仅未曾延宕,而且他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勇敢和敢于冒险的精神。     

论西方悲剧精神心灵忏悔的审美特征

西方悲剧精神的审美本质是反思人类社会历史矛盾，因而其悲剧精神的审美特征之一是浓郁的心灵忏悔。心灵忏悔主要表现为悲剧主人公面对历史长流，尽管有遥远的历史理性主义的美妙理由和光明允诺，总归难以彻底解脱现在耳闻目睹伦理情感受伤害引发的愧疚和痛悔。其次表现为一种特殊方式，即主人公的“人性异化”在读者心灵意识中生发出别样的感受。其三表现为一种绝妙的艺术构思，那就是在此一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派生出彼一人物形象。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永恒的精神突围——《哈姆雷特》分析

《哈姆雷特》自诞生以来,各种各样的评论就层出不穷,每一种新的理论成果都会对哈姆雷特复仇的延宕进行解释。回归文本,我们会发现,哈姆雷特的延宕与激情、理智、过度思虑的关系并不是太大,他的延宕只是我们人类遇到的一种精神危机及哈姆雷特在这种精神危机困扰下企图突围而不得的悲剧表现,哈姆雷特的精神突围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     

试论孟子散文气势的人格成因——兼论孟子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

孟子的人格精神由两个方面构成 ,一为无所畏惧的阳刚之气所体现出来的独立人格精神 ,一为愤懑不平之气所体现出来的依附性人格。这两个方面对立统一就构成孟子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 ,它是孟子散文气势最根本的内在人格成因。此种悲剧性人格外在表现为知识分子的角色特质、天赋要求与实际社会角色、社会环境的矛盾 ,而背后却是社会历史发展中固有的人与外在环境冲突的悲剧性“二律背反”。     

中西悲剧精神差异的文化缘源

通过对中西方悲剧在主人公选择、剧情冲突和结局设计等方面的差异对比,发现中西方悲剧精神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因源于\     

《推销员之死》中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突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该剧从文化的视角反映了以威利为代表的犹太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威利所代表的犹太文化在价值观和家庭观等方面与主流文化构成的矛盾,导致了主人公以自杀来维护和实践其文化观念这一悲剧结果。     

中西悲剧精神的社会现实批判特征比较

社会现实批判是中西悲剧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审美要素,它是中西文化内在矛盾在社会现实中的表现,也是中西悲剧精神命运观的变异延伸。西方悲剧精神的社会现实批判从古希腊到19世纪源远流长,中国悲剧精神的社会现实批判则特别丰富灿烂。     

《红字》之悲

《红字》沿用了原罪与救赎的西方传统宗教主题并由此而构成小说的总体悲剧性,即人物因内心的罪感所形成的皈依上帝而实际不可得的精神幻觉。通过丁梅斯代尔牧师这个悲剧人物的塑造与刻画,在他长达七年的赎罪过程中,体现了人物命运、信仰及其情感等的虚幻、矛盾与孤独,表现出一种生命境界的悲剧意识。     

法律行为解释与解释规则

法律行为的解释旨在明晰和充实法律行为的内容,实现意思自治。对于无相对人的法律行为,采用探究表意人的真实意思的解释规则;对于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采用以表示主义为主并兼顾意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对于内容不完整的法律行为,采用补充解释的规则,即通过法律任意性规范和推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维持法律行为的完整性。     

论假借义与语源义

假借义与语源义在概念上迥然有别。假借义是字义的一种 ,与字的本义不相关。语源义是同族词所共有之义 ,就具体的词而论 ,即是该词的命名之义。语源义既可能是词的具体义项 ,又可能是某一义项的义素。在实际语言中 ,假借义与语源义有时又有一定联系。我们既不能将二者混为一体 ,又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     

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关系,矛盾是事物联系的根本内容。矛盾的普遍性标志着矛盾时时存在、处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部分内容中都充满了矛盾关系,如同两条中心线索构成了这个哲学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     

生命意义的追问——“明月几时有”和“To be or not to be”之比较

"明月几时有"和"Tobeornottobe"都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两首诗歌都生动再现了人类面对困境所产生的出世与入世、生与死的思想斗争,以及人类对未知世界的畏惧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的艰难处境。不同的追问方式和对追问结果的不同反思折射出诗人不同的文化视角。     

《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原型情节

《苔丝》中的情节以《圣经》中的善恶冲突情节为原型。善恶冲突情节在作品中表现为不同的类型:“外部冲突”、“内心冲突”和“隐含冲突”。苔丝和安吉尔各自的“内心冲突”是作品中冲突情节的最重要类型。原型情节的运用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现代汉语反义义场义位及其配价研究

词与词的本义和本义之间、本义和引申义之间、引申义和引申义之间,均可构成反义义场。反义义场既可以由义位和义位构成,也可以由不自由语素义和不自由语素义构成,或由义位和义丛构成。由不自由语素义和不自由语素义构成的反义义场是古代汉语的遗留。属于同一反义义场的各个成员,它们的配价都是相同的;反之,配价不同的两个词,不能构成反义义场。     

论循境求义——《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语言中任何一种单位的意义 ,都是在语境中而得以终极确定的 ,因此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去寻求语义 ,便可称为“循境求义”。王引之认为 :“经之有说 ,触类旁通 ,不通全书 ,不能说一句 ,不通诸经 ,亦不能说一经。”这种以“诸经”为语境、以“全书”为语境的观点 ,较之现代语境学说 ,则显得眼光更为开阔 ,更为高远 ,对学识的要求也更严更高 ,可视为“大语境观”。     

以符号学的意义理论阐释不可译性及形式对等

符号由符号载体、符号的所指和符号解释者组成,这三者的关系构成了符号学的三个意义:形式意义、存在意义和实用意义.这三种意义分别对应着语言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通过比较同一符号在原文和译文中的意义,可以用符号学的意义理论来阐释不可译性的可能性以及导致不可译性的原因.由此可知翻译中形式对等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功能对等就是翻译中的最高标准.     

五代十国时期马楚内争中的三个集团及内争特征

五代十国时期 ,在马楚的内争中 ,宗室和军将这两大势力形成了三个集团。宗室内争、主将冲突和军将内争是依次出现的内争形式。马楚内争具有地域性、军事性、长期性的特征 ,三者互相关联。内争的重要影响是分裂与亡国 ,是武人政治的延续 ,体制演进的阻滞。但内争作为唐宋政治变革的重要背景 ,却又有其重要意义     

司马相如"得之于心"说及其巴蜀地域文化心态特点

司马相如非常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所谓“得之于内”,从司马相如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审视,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即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同时,“得之于内”说也揭示出了巴蜀文人多任性自由,任情而作的心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