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民风牵引的农村文化实践变迁与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婚姻仪式的现代化、丧葬礼仪的取消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和人生任务观念的具体化。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后果,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境界”与“趣味”:王国维、梁启超人生美学旨趣比较

"境界"和"趣味"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诉求与人生诉求相谐的致思路径,发扬了中国美学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精神传统。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王国维的"境界"最终回到了生命之欲不可消、人生之苦不可解、艺术与审美终不能拯救人生的审美救世之悖论中;而从生命之力到迸合到化我,梁启超的"趣味"则将人生审美推向了春意蕴溢的超拔之境,既是诗意的也是乌托邦的。两种人生美学旨趣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演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特别是梁启超之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等的丰富发扬,远功利而入世的趣味化诗性精神蔚成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主脉,聚焦为人生艺术化等命题。这种追求现实生存与人生超越相统一的诗性张力品格,跳出了王国维式的纠结,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梁启超趣味人生思想与人生美学精神

梁启超将美学思考与人的建设、生命创化相统一,从生活艺术化、不有之为、生命春意、情感与趣味教育等方面建构了趣味人生的美学命题,突出了肯定情感趣味生命、关注人格精神完善的生命实践意向和以积极创造、融身大化为至美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趣味人生范式成为中国现代人生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范型,对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的建构与发展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雅玩、第三只泪眼、清凉散——论周密宋末元初词之功用的衍化

词人周密经历了南宋时期诗意涣涣的审美人生、"地被他人夺去"的苦难人生、异族统治下的虚无人生这样的三段式生命历程,与之对应,词在他生命中分别呈现为雅玩、第三只泪眼和清凉散的功用,周密的生命历程和词之功用在宋末元初具有标本意义.     

中国传统美学之生命意识与“本真”诉求

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突出地体现为对生命意识的诉求与对“本真”生命域的推崇。中国传统美学总是借助审美活动以促使人融于天地化育之中,致使人生诗意化,以塑造完美的心灵与圆融的人生。因此,中国传统美学把肯定人生、把握人生、以构成更高人生境域与“本真”生命域和审美域作为审美活动的极致,把构建和熙融洽、雍容圆润的人生作为最高审美之维。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乐生,体证生生,力图在“本真”审美域的达成中成就真善美的统一,熔铸光明的人生和还原自由任运的生命态势,视宇宙自然为可居可游的心灵家园,以圆融无碍之心于平常生活中体悟天地大化,乃是审美活动的最高宗旨。     

理性反思、生命共鸣和“贯通型”研究传统——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

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是建立在对"第一人生"鲁迅研究的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其"第一人生"鲁迅研究的时代性局限进行自我批判,并从反向提出相应的学理性主张。刘再复"第二人生"体验和鲁迅的生命体验在某个层面产生深刻共鸣,因此,其"鲁迅研究"也是借鲁迅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浸染上浓厚的主体特征和情感色彩。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为美国汉学研究传统和中国大陆本土研究传统的贯通融合。     

孔子年命意识论略

年命意识是孔子现实主义人生意识的表征。孔子通过对年龄精微细致的阐述,具体而独到地规划了现实的人生过程,以确保其伦理价值生命观的实现,从而使儒家具备不同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生命观和道家自然哲学生命观的新质,并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生命意识的主流。     

生生之境——方东美的生命理想

方东美的人生境界理论洋溢着昂扬的情感基调和生命理趣。他通过对生命本体论的大力阐发,将柏格森、怀特海生命哲学与《周易》"生生"哲学相融贯,构筑了以"生生之德"为中心意旨的宇宙境界蓝图。在彰显中国境界哲学的特质,拓展境界理论的内涵,提升人的生命理想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这样一种玄妙的理想和言说,并不能解决真正的人生问题。其境界理论多属思辨性的构想,缺少实践性、动力性和历史感。     

庄学之生命观及文学中的反对与理解

本文认为庄子生命观 ,是把人生看作一个大化流行的自然过程 ,由气而成 ,并复归于无形。庄子以这一观点消释人生悲情 ,即以理化情 ,以情从理。庄子这一极高的生命境界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极为深远 ,作者列举了汉代诗赋、东晋王羲之、陶渊明及北宋苏轼的生命观 ,从中仔细分析他们各自对庄子生命观的不同理解。     

论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

浅草—沉钟社作家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破败乡村的人生面影。他们抓住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既站在农民之中，在“物质”存在层面上以“爱”的方式表现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悲哀；又站在农民之上，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以“憎”的方式剖示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局限和精神痛苦，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集中揭露了封建等级意识对农民的戕害，从而表达了从物质上关心农民、从思想上解放农民的真诚愿望。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与同时代的乡土文学表现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对破败乡村人生面影的描绘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画廊。     

论丁玲与萧红小说的不同思想风貌

丁玲与萧红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一,丁玲的个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相互交错、此消彼长;萧红由一位激进的左翼作家转变为自由撰稿人。二,丁玲顺应主流意识需要刻意展示农村革命进程与农民心理变迁,萧红关注东北农民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革命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三,丁玲依据政治理念,从社会分析角度对生活作出评价;萧红从生命体验出发描摹农民生存状态。     

增加农民收入:新阶段“三农”问题的核心(专题讨论)

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幅下降 ,纯农户减收 ,已经成为举国普遍关注的全局性突出问题。农民增收难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已经或正在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安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增加农民收入需要有多种思路和正确的方向选择 ,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策措施要配套 ,标本兼治 ;要全面地提高农业产业素质和农民素质 ;重在体制创新 ,促进农民的联合与合作 ;要分阶段改革农业税费制度 ,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税收体制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 ,华北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根据地农村政权结构、社会组织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农民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对农民自身和中共的革命目标而言 ,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农民负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民负担可以理解为一个政治过程。通过对国家、基层组织、农户等经济主体各自的利益取向、权利结构以及相互力量之间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责任与利益激励使得基层组织有着增加农民负担的冲动,机会主义心态和反对成本高昂等原因又使得农民无法有效抵制负担。利用博弈模型可以检验和演示农民负担增加的制度性根源。体制变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文章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内涵,并从我国农村土地立法的缺陷着手,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缺失的原因,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试论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和灵魂的演进

本文通过对鲁迅、赵树理、高晓声笔下农民形象的分析,探寻了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历史,指出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了几千年的农民要真正翻身作主,除了在物质上经济上富裕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觉悟,彻底扫荡封建思想,告别传统意识,只有这样,农民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     

俄国农民外出打工与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俄国城市化水平取决于农民迁移的方向和规模,农民外出打工和转入城市等级问题是理解俄国城市化的关键所在。俄国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进程缓慢的原因很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身份证制度严格限制了所有人的迁移,尤其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村社制度通过连环保义务有力地约束了农民的出行,农民必须服从村社的监督;农民在经济上和血缘上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权宜之计;外出打工既冲击了村社的宗法制度,又有强化农民经济、延缓农民分化的作用。     

瞿秋白农民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和身世,使得他较早地开始关注农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观点和主张,形成了内涵比较丰富的农民观。对瞿秋白农民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利于加深对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历史地位的认识,而且也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历程艰辛程度的了解和把握。     

多重视野下的农民经济行为研究

以韦伯、波耶克为代表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行为理性说,以恰亚诺夫、博兰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农民生存经济或道德经济说,都是研究特定情境和特定时代的农民的产物。各派的观点都不是普适的,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把这些有条件的观点普遍化,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农民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造成各派纷争的主要原因。在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中,黄宗智的“过密化”观点,郭于华、郑风田等人的制度理性或条件理性说,是对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突破,但又都不无遗憾。     

20世纪前期乡村权力的博弈与权威的重建

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危机迭现,社会失序严重.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力图在救治乡村危机中,建构起自己的权威,从而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力量.在乡村权力重构的博弈中,国民党最终失去了农民的信任,而共产党却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乡村社会动员的成功,走进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这其中蕴含着丰厚的历史认知和深刻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把握未来历史走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