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研究

充足的公共物品供给在经济建设中有重大意义。文章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及其供给模式,运用博弈论对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效率进行了比较,认为我国应该构建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推进服务型政府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边界,减少公共物品供给中寻租行为。     

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一个内在性的视角

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解决了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却没有达到效率的要求,这一问题可以用内在性来分析。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内在性主要表现为机构内在性,即公共机构确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内部利益的标准或目标,导致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具体表现为公共物品的高成本和非均衡供给、反公共物品及派生外在性问题等。克服机构内在性问题,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必须在区分政府生产与政府提供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即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解放、推动和模拟市场。     

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机制探析

公共物品包括纯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对其严格分类是进一步分析其有效供给的基础。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有公共部门供给和私人供给两种途径选择。其中,在公共物品私人供给机制的选择上,存在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归根到底,仍然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才能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实现。     

转型时期公共物品供给的政策因素与多元主体

公共物品的多样性在理论上要求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性。公共物品供给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手段和方式方面,可选择多元性和复合性的供给制度安排。本文力图通过对公共物品的性质和特征的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公共物品多元化和复合性的供给机制,即由政府的强制机制,市场的利润机制和志愿组织的志愿机制合力构建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安排,以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物品提供中的非营利选择

随着富裕社会的到来,人们将日益重视公共物品的供给及生产,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所以,市场主体不愿供给,一般都把公共物品的供给推给政府承担,但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上面对过度需求和特殊需求也会失灵,NPO则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相比政府部门和市场组织,NPO则表现出人性化、回应性及成本效益优势。但要充分发挥它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就必须强调政府的赋权,推进非营利组织的“去行政化”工作,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政府如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政府利用市场来提供公共物品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然而传统理论认为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存在着失灵性,那么政府为什么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供给公共物品,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给予理论的说明。在分析政府利用市场供给公共物品的原因以及可行性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政府利用市场机制供给公共物品的几种可选模式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试论农村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的充足、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然而，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却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现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的长远发展。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思考

区域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公共物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基本特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外,还存在如下自身特点:一是受益范围的限定性和溢出效应的明显性;二是需求的多样性和供给的复杂性;三是生产的规模性和消费的选择性。地方政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但是,限于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很容易陷入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囚徒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确定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以实现合作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目标。     

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一个公共管理的视角

公共物品作为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是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公共政策与制度分析框架,研究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与制度安排问题。本文认为,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可采用政府、市场和志愿事业机制联合供给。只有建立复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才能够实现其充分有效供给与可持续发展。     

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与政府行为选择

公共物品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使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成为可能.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依赖于农村的非营利组织形式,其主要包括农村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社区自治组织.但是,要保证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性,政府必须在政策上、经济上和道德上予以支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     

民生工程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相对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是处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域。非营利组织本身具有的特性决定,非营利组织应成为民生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更是民生工程长效机制运行的重要保障。非营利组织参与民生工程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强调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模式,而公民社会理论则把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发育的重要途径。从理论上而言,非营利组织实现与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民生工程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在中国民生工程建设的实践中,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尚不充分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索非营利组织参与民生工程建设的有效路径。     

能促型国家的角色:事业单位的改革与非营利部门的转型

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深化,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市场经济中,民间非营利组织构成公共部门和营利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遗产,事业单位在整个非营利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出现了走向企业化和民营化的变革。在事业单位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扮演能力促进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建立一个规范的非营利组织监管体系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培育民间非营利组织自主发展的能力。     

论公共产品的价值

按照GDP口径核算公共服务的价值的方法存在进一步改进的必要。公共产品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表现为私人部门的利益。人均产量除以财政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的商是对公共产品价值量的衡量。80年代以来,我国的公共产品的价值大幅度上升。世界各国的公共产品价值有很大差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竞争的实质是公共产品价值的竞争。     

公益物品、私益物品的均衡及其影响

社会产品可以分为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这两种物品的供给是互为条件的,只有均衡提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分重视私益物品的生产而忽视公益物品的供给,不仅妨碍私益物品的生产,也将影响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促进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均衡发展,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保证。     

媒介的公共产品转型与公民文化建构

人类生存于由自身创造的各种文化符号组成的虚拟世界中,媒介传播则是其中最为感性具象的符号体系,从而充当着人们获知外部世界的理想中介。通过互联网技术,媒介日益成为广泛参与的虚拟社区。因此,媒介具有作为社会公共领域或公共产品的先天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介变革实质上是媒介的公共产品化转型,具体地说,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理论上的纯公共产品嬗变为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准公共产品。这一转型使媒介有效地参与并促进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健康发育。与媒介的进步相比,我国的媒介批评转型明显滞后,新型的媒介批评应当追随媒介转型的脚步,将媒介是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作为其最重要的尺度。     

论准公共品的本质特征和范围变化

社会产品按照其不同的消费方式 ,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大类。过去2 0年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在私人产品展开 ,并且基本上为之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当前 ,公共产品领域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倍受人们关注的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运输等垄断行业产品都属于准公共品范畴。因此 ,分析界定准公共品的本质特征和范围变化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而且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     

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 --以浙江省情况为例

本文认为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正确定位的问题上，应该考虑两个基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界、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领域。根据这样两个基准，可以把经济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划分为四种类型，政府要选择既要需要做又能够做好的事情。就浙江本地的情况来说，作者认为下一步政府最重要的是提供服务性和制度性的公共产品。     

事业单位改革的路径与“夹生化”后果

基于公共产品短缺的事实来研究中国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符钢战首先讨论了提供和生产公共产品的主体,然后分析了国有事业单位的体制缺陷并评价国有事业单位的现有改革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国有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与路径。伏玉林从部门与组织的角度引入民营化分析框架,论证服务提供与生产的民营化是实现改革双重目标的有效途径,认为放松管制、培育竞争性环境与引入市场机制是增强服务提供能力与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改革将有赖于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来完成。马蔡琛从公共预算的角度,认为改革实质并非在于实现减少财政负担的目标,目前预算财力与制度安排已具备了启动改革的财政基础,可以尝试打造“阳光财政”,实施总额预算控制,锁定改革成本,推行跨部门的公共预算管理,谋划改革的具体思路。杨宇立认为,公共服务类事业单位囿于对“公益”的狭隘理解,长期阻止民间资本参与竞争性供给,使改革沿着从计划垄断向市场垄断的歧路推进,造成相关服务价格刚性攀升的“夹生化”改革后果。     

基于公共预算视角的事业单位管理改革

基于公共产品短缺的事实来研究中国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符钢战首先讨论了提供和生产公共产品的主体,然后分析了国有事业单位的体制缺陷并评价国有事业单位的现有改革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国有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与路径。伏玉林从部门与组织的角度引入民营化分析框架,论证服务提供与生产的民营化是实现改革双重目标的有效途径,认为放松管制、培育竞争性环境与引入市场机制是增强服务提供能力与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改革将有赖于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来完成。马蔡琛从公共预算的角度,认为改革实质并非在于实现减少财政负担的目标,目前预算财力与制度安排已具备了启动改革的财政基础,可以尝试打造“阳光财政”,实施总额预算控制,锁定改革成本,推行跨部门的公共预算管理,谋划改革的具体思路。杨宇立认为,公共服务类事业单位囿于对“公益”的狭隘理解,长期阻止民间资本参与竞争性供给,使改革沿着从计划垄断向市场垄断的歧路推进,造成相关服务价格刚性攀升的“夹生化”改革后果。     

公共产品短缺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兼论政府职能的第二次转变

基于公共产品短缺的事实来研究中国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符钢战首先讨论了提供和生产公共产品的主体,然后分析了国有事业单位的体制缺陷并评价国有事业单位的现有改革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国有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与路径。伏玉林从部门与组织的角度引入民营化分析框架,论证服务提供与生产的民营化是实现改革双重目标的有效途径,认为放松管制、培育竞争性环境与引入市场机制是增强服务提供能力与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改革将有赖于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来完成。马蔡琛从公共预算的角度,认为改革实质并非在于实现减少财政负担的目标,目前预算财力与制度安排已具备了启动改革的财政基础,可以尝试打造“阳光财政”,实施总额预算控制,锁定改革成本,推行跨部门的公共预算管理,谋划改革的具体思路。杨宇立认为,公共服务类事业单位囿于对“公益”的狭隘理解,长期阻止民间资本参与竞争性供给,使改革沿着从计划垄断向市场垄断的歧路推进,造成相关服务价格刚性攀升的“夹生化”改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