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乡村新兴民间互助组织与传统民间互助组织的对比研究

民族乡村传统民间互助组织和新兴民间互助组织在产生背景、组织结构、成员构成及功能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区别,社会关系、乡村精英和社会资本等在各自的运作过程中均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民间互助组织存在规模小、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结构松散、组织功能单一等问题。     

电视媒体与贵州苗族、侗族乡村传统文化的维系

通过对贵州黔东南西江苗寨、肇兴侗寨的问卷调查和较为深入的访谈,从村民的电视媒体选择、电视与传统文化的变革及重建等方面入手,探讨了电视媒体在植入乡村的过程中对贵州少数民族乡村传统文化维系的影响,认为电视的普及强化了村民对现代文明的接受能力,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变革与重建,形成有机的传承和发展.     

西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云南富民县芭蕉箐村实地调研分析

在民族地区的农村社会,乡村社会治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以组织和伦理为规范的宗教信仰,常常作为一种天然的社会秩序和规则约束他人。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传统民间亲属又是熟人社会的具象表征,二者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芭蕉箐作为一个宗教力量比较显著,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具有熟人社会特质的典型村落,其乡村社会的运行及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基层民主管理——村民自治为切入点对芭蕉箐深入调查,讨论宗教力量、传统民间力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民生视野下民族乡村旅游业发展质量透析

乡村旅游业是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一剂良药,也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因村民主体地位不受尊重、旅游资源产权主体不清、旅游业发展方向上的偏失等多方因素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环境破坏、文化失范、权益失衡等“不民生”行为.民族地区政府需要深度审视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民生需求问题,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构建民生保障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角度规避其负外部效应,以期达到旅游开发、村寨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的民生目标.     

因“会”而合:皖北传统乡村社会横向联结的组织基础——基于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河村的个案研究

联结机制是社会有效运转的关键机制。在传统乡村社会,由于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十分有限,所以以家户为基本单元的村民互助组织"因需而生"。透过这些互助组织进一步去看,发现它们恰恰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横向联结的组织基础,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村民自治意识的产生。基于此,本文以"会"为媒介,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横向联结进行考察,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提供历史素材和有益经验。     

民间规范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以贵州黔东南侗族村寨日常生活为例

民间规范指的是与国家规范相对应的社会规范,主要包括社会组织规范、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贵州黔东南地区侗族村寨中存在的民间规范,在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便于民间互助、监督、减少乡村社会控制的行政成本及乡村居民社会化等功能和作用.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互助行为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影响研究

人口较少民族的互助行为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背景形成下以亲缘、血缘关系、邻里关系为纽带共同抵御生产、生活风险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探讨了现代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以及在全国普遍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背景下,重视和弘扬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村民之间的传统互助行为,充分发挥传统互助行为的作用,以弥补农村低保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不足,逐渐完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启示

乡村教育是指乡村地区的教育,即县级行政区划以下的乡镇、村落的教育;它包括乡村的学校教育,也包括乡村地区其他的非正式、非正规的一切文化、风俗等教育活动。乡村教育主要以广大乡村地区的学龄儿童和村民为教育对象,旨在以教育为主要手段,促进乡村儿童和村民的自我发展,促进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社会建设。纵观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历史,"为农"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乡村教育在国家与乡土社会的相互博弈中向前发展、传统文化对乡村教育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完善的乡村教育制度是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教育与乡村发展相结合、乡村教育发展应充分考虑当地教育特征、民办教育是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优质的师资是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乡村民间纠纷解决与有效治理研究

随着乡村社会变迁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乡村民间纠纷呈现出涉法性、复杂性、激烈性、累积性和调解难度大等特征,致使村民之间关系弱化乃至断裂,社会权益关系失衡且难以恢复。乡村礼治机制和法治机制的双失灵及其所导致的纠纷的异化,使乡村社会治理陷入了困境。要走出乡村纠纷异化导致的治理困境,必须健全和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转变乡村民间纠纷调解思路,即从“重维持秩序稳定”转向“化解矛盾与关系修复”并举上来,通过引入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等多元调解主体,创新基层调解制度和组织建设,从多元化机制向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转换,实现乡村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村民关系的修复,最终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模式为例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乡村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慢的民族地区和山区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社会治理改革亟待深入,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机结合,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和作用加强,社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北秭归县进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幸福村落”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当前武陵片区的现状,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和完善这个模式,对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论民间调解的乡土逻辑及其政策建议——甘肃天水五个乡村调解个案的调查

甘肃天水农村的民间调解活动,显示其有效性、合理性,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但也出现新的问题,如民间调解依据随意化、调解人面对少数恶势力下权威弱化、有村民希望诉讼解决、个别案件调解不当等。乡村村民选择调解的思维惯性是源于传统的"厌讼"心理,但形成村民"厌讼"心理的社会事实是诉讼的不确定性及其高昂的成本,传统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对民间调解的认同,村民选择调解是明智之举也是无奈的选择,这就是"乡土逻辑"。政策建议:一是对待民间调解,可以更多的宽容,尽量减少行政力量干预;二是积极引导,渐进将国家法传播到广大的农村地区,目前需要做也是急迫做的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在少数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做好国家司法基本上替代民间调解的准备。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乡村自治中村民主体意识的回归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绩效。村民自治以村民为主,在乡村自治中村民具有参与者、受益者以及评判者角色的主体地位。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发展,村民自治主体明显缺位,出现村民对本村事务关注度下降、自治组织工作乏力、自治组织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促进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构建物质利益联结体,建立乡村人才吸纳与培育制度,明确乡村自治组织职能,规范乡村自治权力运行,最终形成以村民为主的共商、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论民族地区现代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

本文论述了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的内涵、民族地区构建乡村法治秩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民主建设及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建议。作者认为,乡村法治秩序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即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在民族地区,当前的关键是加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建设。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西北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具有宏观背景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中长期以来积淀的宗教文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及其宗教文化在西北乡村社会中的持续与兴盛,宗教力量开始与乡村政治形成一种交叉重叠的互构力量,不断显示出张力和冲突,使得村民自治中有了宗教的印记。围绕村民自治的宗教化、宗教活动的政治化等问题,研究如何处理少数民族村庄村民自治与宗教活动的关系及对策意义重大。     

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民间信仰现状及治理对策研究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乡村的民间信仰长期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且伴随乡村经济转型与多元文化观念影响,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中国乡村民间信仰的多元化态势在意识形态理念与实践形式两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冲突现象。多元化的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的和谐,但当超越其良性冲突的界线,就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政府与相关社会组织应对乡村民间信仰进行积极地监测、评估及治理,发挥其正面功能,消除激烈冲突而带来的消极作用,进而为有效推进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文化振兴视角下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内在需求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是国家精神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共性”和“个性”的关键因素。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长期以来受到乡村民俗与宗教文化的交互影响,其乡村社会更加复杂,社会治理更加难以协调,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对乡村社会的解构,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流失与变异,给乡村自治带来了新的局面。研究民族地区乡村传统文化的变迁以及乡村政治的新态势,分析当前乡村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各种影响,通过对乡村政治的内在需求研究乡村文化的重建,寻找二者的契合与互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