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清代甘肃交通拓展与民族贸易点的区位分布研究——以“茶叶贸易”为例

甘肃地处西陲,气候干旱且民族众多,本不产茶叶,但为解决和满足西北游牧民族的饮食需要,遂成为历代民族间"茶马互市"的主要场所。清继明后,沿袭传统的"茶马互市"。乾隆以后,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民族间的"茶马互市"逐渐转变为商业性质浓郁的"茶叶贸易",并以甘肃为转销中心,分销茶叶于西北各地甚至境外,甘肃因此成为西北乃至全国茶叶的主要集散地,并沿省内交通线出现了众多茶叶销售的中心城市,形成独特的"茶叶贸易"的区位分布,而这一分布与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

文章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主要探讨明代以茶驭番的治藏政策,并分析了汉藏茶马互市在治藏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汉藏茶马互市制度的实施,是明代有效统治藏区的关键。历代汉藏两地之间单纯互补的经济贸易活动,到明代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治藏效果。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

"茶马古道"是一条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它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可低估.它在历史上不仅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为汉、藏以及其他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更加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今天,"茶马古道"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上都是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道,因此它的旅游品牌效应具有不可复制性,拥有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潜力.     

打箭炉锅庄考略

宋代四川“茶马互市”崛起,宋、元、明三朝以其制先后在四川西部的雅州(今雅安)、碉门(今天全)、岩州(今沪定岚安)设市,以茶易马,开通了我国西南通往四川甘孜和西藏的“丝绸之路”。明末清初,打箭炉市取代碉门、岩州市后,自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被以边茶为中心的汉藏贸易所代替,打箭炉锅庄贸易就是在这个历史     

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

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两族关系就很密切;唐朝“与吐蕃代为舅甥,……有同一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成了血肉联系,两族间的茶马互市,正是这种密切联系和传统友谊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而末、明两代最为兴盛。清代以后,两族间的贸易已扩大至茶马之外,无论贸易的规模或交换的种类,都已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程度。早在唐朝以前,封建王朝已向西北少数民族买过马。例如东汉元初元年(公元一一四年),汉廷为了加强边境的军事力量,就曾向羌人买马。唐代,吐蕃兴起于西藏高原后,     

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

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自唐代以来,茶马互市在繁荣西北边疆城乡经济,开拓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通茶道、密切汉藏民族关系、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藏族人民通过茶马互市获得茶、绵等生活必需品,同时也为自己的土特产品找到了销路,因而把茶道视为“金路”。明人李化龙在《议复开市抚赏疏》中说:“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给焉。……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这充分表     

西北回族"复合型经济"与宏观地缘构造的理论分析

本文以历史与现实、微观与宏观、区域与整体贯通一致的系统视角,尝试构建西北回族的整体性理论,提出"复合型经济"模式,并从"三块高原-两种经济类型"与"茶马互市"地理布点相吻合的关系,以及从"弱商业联系"到"强商业联系"的演进过程,解释了回族经济的特点与原因,揭示现象背后复杂深刻的规律,并对回族生存过程中与外部发生的重要关系问题提出新的解说.     

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

研究了一向为史学界所忽视的明代茶马互市的特点,即朝贡互市制和差发马制度。《1641—1793年中国西藏与锡金(哲孟雄)的关系》,论述了中国西藏与锡金王国早期交往的史实,是研究中国西藏与邻国关系的初步尝试。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益阳:茶香天下

<正>益阳茶,是马背驮出的传奇,是"茶马互市"中经久不衰的口碑,是"茶马古道"上不绝如缕的飘香,是洞庭湖畔与西北边陲割舍不断的民族情谊。生命之茶自古以来,益阳茶中尤以安化茶出名,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到今天,以县域命名并为世人所公认的茶仅有普洱茶、祁门茶、安化茶三种;在我国的茶叶教科书中,安化茶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茶     

论明清川藏贸易

由于四川与西藏所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川康地区成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元明两代,随着西藏僧俗部族与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在宗教、朝贡关系方面的日益频繁,以茶马互市为标志的川藏贸易关系也日益发展。清初以来,川藏贸易关系进入了蓬勃兴盛的新阶段。川藏贸易的集散地打箭炉,成为重要的民族商埠城市,“商旅满关,茶船遍河”,西藏和川陕各省商贾云集,商号、商行和货栈遍布炉城。康藏羊毛、皮货、麝香、虫草、贝母、鹿茸经此运销内地,内地茶叶、布匹、绸缎等大量流向藏区。     

临夏：回首“民营”路

临夏：回首“民营”路鲁显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历史悠久，是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以商贸繁荣而闻名。近几年，临夏以开放市场、搞活流通为突破口，放手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制等民营经济，成效非凡。临夏人多地少...     

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

清代康熙中,陕甘官营茶马市受到四川商茶体制冲击,藏汉贸易中心南移,形成打箭炉与松潘两大贸易中心,将藏汉边茶贸易推向了历史高峰。边茶贸易是清政府推行民族羁縻政策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通过发展边茶贸易,清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康藏边疆地区各土司的抚治,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而巩固了西南边防。边茶贸易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权干预,加深了民族经济的依附性;加以乾嘉以后封建茶政腐败,边茶流通体制僵化,经营方式保守落后等原因,导致以边茶为主体的藏汉贸易一度中衰,进而为印茶涌入藏区倾销提供了可乘之机。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对处理汉藏民族关系以及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将不无镜考的意义。     

从文学看汉藏文化交流

本篇试图通过藏族文学这一角度论及汉藏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强调以唐朝的两位公主先后嫁到吐蕃为契机 ,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着重介绍医学、建筑、壁画、文学和茶马互市等情况     

诺那活佛在内地的活动及对康藏关系的影响

本文在简述了康区近代史上重要人物诺那活佛(1864-1936)的生平后,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诺那在内地的活动,尤其是调解大白事件、"诺那事变"与狙击红军等,认为诺那早年曾协助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后来逃亡内地从事宣传康区及西藏、呼吁抗日、呼吁解决西藏问题的活动,在传播藏传佛教上取得实效.这些活动虽含有诺那的私人企图,但对于化解川藏纠纷、促进祖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促进康藏民族关系、促进藏汉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当时多种多样矛盾的冲击下,诺那最终成为了中央与地方交错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甘、川、青交接区域区际联系与民族经济社会开放开发研究

本文依据区际联系理论,从甘、川、青交接区域的背景和地位出发,首先论述了历史上该区域以农牧业初级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以“茶马互市”商贸城镇为特色、以贸易通道为纽带的区际联系;其次,从八个方面集中分析了建国以来该区域区际联系的变化与特点;再次,提出了建立在客观区际联系基础上的开放开发途径和对策。     

明代内地同藏区的茶马贸易

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两朝都不同程度地同藏族地区有过茶马贸易往来,宋朝还有过一些基本的互市制度。明朝,作为继唐、宋、元之后一个新的中央统治王朝,特别是继承了元朝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这一历史事实以后,对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贸易往来,无论是贸易方式、制度,以至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