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鲁迅先生的讲演

一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之后,"新月派"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叶公超如此评价:"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①     

从《孩子的讲演》看萧红的抗战文学

萧红抗日文学作品与主流文学风格的疏离使她成为一位争议颇多的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孩子的讲演》可以看作是她对创作时的时代环境和自身心境的展现,以及对创作抗战文学的独特思考。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文学主流中,坚持适合自身特点的创作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和女性视角。     

细节中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住在北京时,每天晚上都会有客人来访,鲁迅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亲自为客人倒茶,拿花生和糖果给客人吃。客人告辞的时候,他总要端起灯来,将客人送出门外,客人作别离去,他并不立即回屋,而是一直端着灯站着,直到客人走远看不见了,才关上门回屋。未名社成员王冶秋曾在《怀想鲁迅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深夜,他端着灯送出门外,我们走了老远,还能看到地上的灯光。回头一看,灯光下他的影子好看得很,像是海洋中孤岛上的灯塔,倔犟地耸立在这漆黑的天宇。”尊重,有时是说出来的,有时是做出来的。体现在细节中的尊重,是一种更让人感动的尊重。     

追忆家父与鲁迅先生的交谊

光阴荏苒,距家父逝世的日子已整整50个年头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想起他的诸多事迹来,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与多位文坛巨人的交往。家父因性格豪爽,一生交友众多,茅盾、巴金、老舍、夏衍诸公皆与家父乃是至交。不过家父最为珍视的却是他与鲁迅先生的交谊。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     

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

鲁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始于留学时期,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均有儿童文学翻译力作推出.鲁迅在对象选择与翻译风格上别具一格,这不仅缘自其内心的共鸣与艺术个性,而且也折射出时代的潮声,甚而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在主题与题材方面,五四时期侧重个性与博爱、童心童趣、人与自然的和谐,30年代则偏重社会关怀;从话语语调的选择,到插图的配置,均考虑到儿童的特点.其儿童文学翻译不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建、乃至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自身的创作亦不无影响,诸如文体形式的借鉴、题材的选择与艺术构思,童话作家与童话意象进入作品,自然描写、儿童描写、动物描写的展开,等等.     

还原罗素长沙讲演对布尔什维克的真意论述

1920年10月湖南省教育会组织中外名人学术讲演会,罗素应邀来湘作了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主要是介绍当时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情形,而并非反对共产主义和诬蔑布尔什维克,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讲演过程中出现一些误译误记的问题,引起湖南听者和阅者的争论,更见讲演的影响程度.     

“非文学”家鲁迅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小说)范式的订立者之一,其眼界与识力超出于现代与文学这样一个范式。作为研究者,我们有必要跳出文学与现代这样的范式来认识鲁迅的写作及其社会实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全新的鲁迅。从非文学家的角度来定位鲁迅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阐释企图。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论鲁迅的文学精神

20世纪的世界文学,对传统充满挑战性与颠覆性,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以疯癫的方式反抗着传统的可怕压力,质疑并颠覆着几千年专制形成的强势话语,从而高扬起反主流权力话语的文学旗帜。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眼光来审视,鲁迅作品必然是充满暴力和亵渎的"恶"的话语,正是在东方绽开的一枝恶之花。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是充满反抗暴力的,承担着人生大义的"恶"的文学精神,又是充溢着东方智性的写意的美的文学精神。     

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

鲁迅对于《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从而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基础。鲁迅的登场使得《新青年》的议论出现了某种转型:由宏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批判视野部分地转向具体的社会文明和现实批判问题,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看,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光辉的体现者。     

鲁迅杂文观的缘起、脉络与背景

鲁迅的杂文创作贯穿其文学生涯之始终,最初缘起于中华民族的"新生"之梦,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潮是其走向杂文自觉的直接动力。鲁迅自幼深受浙东文化氛围熏陶、后来直接承领过章太炎教泽,存在着杂文写作姿态与文体观念的矛盾:经世致用的传统流脉与新文化热潮的召唤使其不能自已地书写"时文",但在文体观念上仍奉史学与小学为学问。时代的迫切需求与"偏要"的执着性格,使得鲁迅坚持杂文创作不动摇。由早期的杂感、短评等逐渐统一为"杂文",文体命名不仅依托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传统,而且也同当时社会矛盾愈加复杂尖锐而小品却有闲适化与概念泛化之趋势有关。鲁迅不仅重视杂文的社会功能,而且认可其审美功能,他自身也把杂文当作艺术来创作,中国文学的发展实现了鲁迅的预期,杂文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文学的殿堂。     

近80年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检讨

鲁迅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文学翻译,但对鲁迅的文学翻译,学术界却研究得非常少,也不重视。大致说来,迄今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的翻译理论;鲁迅的翻译实践。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回顾和总结近80年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     

出入象牙塔：鲁迅先生与高校的数度因缘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任教。在京期间,鲁迅先生对教学尽职尽责,为学生仗义执言而险遭缧绁之灾。迫于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的恶化,鲁迅先生离京南下。在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因与顾颉刚、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再次选择出走,另谋它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与新一轮的人事冲突。最终,鲁迅先生放弃高校教师职业,辗转沪上,成为专职作家,完成了自我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     

论鲁迅“不用之用”文学观的矛盾发展

鲁迅试图以医学救国的时候 ,就超功利地喜爱文学 ,但他弃医从文 ,却恰好是注重文学的功用 ,以文学改造国民性 ,于是 ,一个矛盾的文学命题———“不用之用” ,就成为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观。这种矛盾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 ,一直没有消除 ,只不过有时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占上风 ,有时则是神秘幽深的非功利的文学观占上风。甚至晚年功利主义文学观占绝对上风的时候 ,鲁迅非功利地喜爱文学的趣味也表现在旧诗创作中。鲁迅功利与非功利的文学观的矛盾结构有其深刻的现实动因和文化根源     

论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关联

在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的大潮中,鲁迅以他独特的历史“中间物”的文化视角,提出了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主张。这一文化选择深深地影响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本文通过对新时期的伤痕、寻根、新写实等小说的分析,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对我们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鲁迅文学的发生

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思想发源地,清末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潮以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格的生成。尤其是章太炎以国粹为中心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想,秉持"自性"、"自心",致力于重建民族固有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形态,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立足于民族内部寻求文化复兴力量的思路。《民报》时期,在章氏富有生命质感的思想启发下,鲁迅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的理解、体验愈益成熟,他把主观精神作为西方文明之本,并由此走向中国文人传统的反面——民族内面生活。他文学中无所不在的复仇情绪虽然注入了现代西方的反抗精神,但更主要的是源自长久压抑在中国正统文化之下的不平之气,这就在文学样式下对《民报》时期反复申辩复仇正当性的章太炎作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