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化及其实现

在法治社会之下,刑事法都不仅是刑事法内部之事,而是需要向外延伸,向社会寻求合理性与价值性支撑,这就涉及到了刑事政策问题.社会的转型带来了刑事政策的转型,进而带来了刑事法的发展完善.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下,犯罪治理的理念、策略和技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刑事法中的犯罪圈、刑罚圈、量刑制度及司法程序也应发生相应转变,这既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体现,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立法化之结果.     

消释悲情:"宽严相济"的历史与现实之维

作为一项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的政策,"宽严相济"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从对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解读入手,阐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从社会转型的现实情境中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即司法人员要放弃严打的专政理念,用宽容仁爱的司法智慧和悲悯的情怀来化释转型社会的悲情,构建和谐法治.     

消释悲情：“宽严相济”的历史与现实之维

作为一项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的政策，“宽严相济”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从对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解读入手，阐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从社会转型的现实情境中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即司法人员要放弃严打的专政理念，用宽容仁爱的司法智慧和悲悯的情怀来化释转型社会的悲情，构建和谐法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代展开

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能仅拘泥于“宽”、“严”、“济”等基本含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科学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分析:一方面,广义刑事政策观念下的宽严相济,就是要建立以刑事法视域为核心的国家—社会双本位的刑事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是以法治手段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科学刑事政策,法治原则、人权保障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施展功效的界域.     

中国社会转型期刑事政策调整特点探析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是一种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转型。由于社会转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敏感性等特点,决定了以指导惩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政策的调整具有渐进性、复杂性、审慎性等特征,正确把握刑事政策的调整,仍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的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就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犯罪,其在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存在和活动方式、侵害法益等方面都存在自身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我国传统的"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不宜作为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坚持"严防严打、‘严’字当头"的基本方针,"‘理性’反恐、依法办事"的基本原则,"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基本方法。将"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展开到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全过程,形成预防和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从而确立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     

著作权刑事保护的迷思与出路

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政策受制于外来压力,被动急速变迁,缺乏自身的制度演进逻辑,过于强调通过立法提高保护水平而忽视了法律本身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应客观认识刑事保护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充分反映著作权的特殊属性,系统分析刑事保护的经济、社会、文化制约因素,高度重视著作权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有效避免立法依赖,减缓著作权刑事立法节奏,警惕刑事保护扩大化的趋势.     

论刑事疑难案件裁判的困境与方法转型

法条主义对于刑事疑难案件往往不能做出恰切的处理.面对法条的机械适用、舆论下的压力型司法、实用主义思维裹挟的多重困境,必须要推动裁判方法由法条主义向法教义学转型,由小数定律向大数法则转型,由法律实用主义向法律理念主义转型.要以法教义学为基本框架,对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予以综合考量,以期对刑事疑难案件作出恰切的处理.     

以一种积极的刑事政策预防弱势群体犯罪——基于西方社会支持理论的分析

以城市无业人员、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是我国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群体.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犯罪呈现出一种日趋严重态势.事实表明,现有的以刑罚打击为主的消极刑事政策具有诸多弊端,难以抑制日趋严重的弱势群体犯罪.西方社会支持理论推崇一种积极的刑事政策,该理论所假定的一系列事关社会支持与犯罪关系的命题多被实证研究所证实.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缺失已是不争事实,这已经成为致使弱势群体犯罪的一类重要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犯罪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社会支持理论所推崇的积极刑事政策为预防和减少我国弱势群体犯罪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

根据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 ,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 ,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 ,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 ,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