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教育

“文化台独”是“台独”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政治台独”共生并为其服务。“文化台独”倡导台湾文化的“主体性”，鼓吹“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其终极目的就是企图从文化体系上把台湾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剥离出去，进而为台湾脱离中国奠定一定的基础。     

“文化台独”及其对台湾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和历史、地理条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割断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联系,以达到台湾“独立”的险恶目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日积月累,形成以后就很难改变。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湾当政的十多年问推行的“文化台独”以“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做包装,采取一种隐蔽、渐进的方式,既不容易引起台湾民众的警觉,又能冲击台湾民众文化认同,还可以直接影响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而作为文化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也受到“文化台独”的影响。     

论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目标。“和”文化是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表达,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基础,而且还是民族文化的生存根基与创新根本。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之间具有“和”的基础,体现出“和”的状态。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是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共同的发展旨归。     

评叶石涛的“对等阶位文学观”

1992年，台湾老作家叶石涛在《自立晚报》上发表了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一篇叫《谈退休生活与白色恐怖》，另一篇叫化总是听到老调》。文章的题日迥然不同，但却贯穿着同一意图，那就是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为他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论张目。他毫无掩饰地说：“不要常说台湾人是附属于中国人里面，我们台湾人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学”，“我们台湾人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日本、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人的文学，让台湾文学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占一席之地，建立一个可以代表台湾人民、代表这块土地的台湾…     

反“文字台独”无罪——评台南法院制造的一桩冤案

分离主义者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企图利用语言的分裂为推行台独服务.阿扁执政期间又大刮“去中国化”之风,把“台湾人”称为“华人”,又把“华侨”改为“台侨”,教育部门还强令各级学校在语文教学中要把“闻名中外”改为“闻名台外”,这种“文字台独”是不得人心的.黄春明因主张“讲闽南语和爱台湾不是等号关系”和反对台湾作家必须用台文写作而获刑两年.这个判决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无论是原告的大字报还是台南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使用的均是“中国语文”.     

从道教“承负”说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

“承负”是道教关于因果报应的学说。道教认为,善恶报应不仅仅体现在做善事或恶事的人本身,更重要的是会株连其子孙。没有一个连续一致的受报主体,是道教赏善罚恶宗教理论的重要特点。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其“承负”说的产生受中国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重现世、不重来生的观念和宗法文化背景下对血亲的重视是“承负”说的主要成因;在传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承负”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因而和其他宗教一样能起到慑恶扬善的宗教功能。     

台湾社会意识的主体特征及其对台湾前途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台湾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台湾前途。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民的思想意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事实决定了台湾社会意识必然呈现中国意识为主体意识的特征。中国意识是台湾回归的心理基础,是抵制“台独”的最深厚力量。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台湾当局加速推动“教育台独”步伐

教育领域的“台湾化”活动，是伴随“台独”势力鼓吹推动“台湾独立建国”，力图从文化教育领域“去中国化”而产生和发展的。2000年3月，陈水扁上台执政后全面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把教育作为“渐进式台独”的主要内容，叫嚣要改变“台湾教育政策为培养中国的国民而设”的情况，要让教育“真正走上台湾化的目标”。     

全面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大文化”概念便于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操作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把握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问题。     

陈水扁“文化政策”背后的玄机

民进党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就竭力宣扬要“彻底检讨现在国民教育内容中的‘大中国’思想，要调整关于中国历史与地理的内容教材”，主张“以台湾本土相关的内容材料取代教材中的中国历史和地理”，“以‘台湾立场’看台湾，以‘台湾观点’看台湾历史，要放弃‘大中国观点’”。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论高职院校“两课”教学与文化基础课教学异同之比较

高职院校“两课”教学效果不令人满意,其中关键原因是要么只强调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否定其与文化基础课的联系,否定其文化知识教育功能;要么只强调其文化教育功能,把“两课”看成是文化基础课,事实上“两课”与文化基础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既不能割裂也不能等同。加强“两课”教学改革．必须吸收文化基础课的长处,发挥“两课”文化知识教育功能,从而增强“两课”教学实效性。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中国想象

长期以来,关于台湾新世代文学的研究存在着将本土诗人与外省诗人两个亚世代“群体”、在地意识与母体意识两种本土意识维度、再现与创造两种想象作用力割裂开来进行论述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台湾新世代的本土诗人与外省诗人两个亚群体是不能截然分开来看待的,它们总是处于一种相互阐释、相互补充和相互建构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台湾本土”这一概念不只指涉一种与地理有关的在地意识,也指涉一种与历史、语言有关的母体意识;最后,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中国的想象,不只可以像余光中、洛夫等前行代诗人那样通过感觉、知觉和经验等再现的方式去生成,也可以通过一种对非现实性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体验与反思的方式去实现。     

从侯孝贤电影看台湾二十世幻八十年代影象文化中的“中国结”

自1988年1月蒋经国死后，李登辉上台把持台湾地方的党政大权，尤其是1986年以来，随着民进党成立以及1987年“解严”，岛内的“台独”势力日趋活跃起来，在文化事业领域他们打着“文化”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

“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主体性的“内部”与“外部”评张旭东的文化理论

今天的中国文化理论最需要的,是在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建构中来探讨文化认同问题,在肯定性、实质性的文化思维中来落实文化主体性。张旭东的文化理论最基本的困境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维的“外部”立场,与其“文化政治”的探究主题所要求的文化思维的肯定性、实质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张旭东案例的探讨可以看出,今天中国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的最迫切要求,首先是重返现实的文化意志和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内部”,在思维自身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意志”和理论自身作为一种“实践”的层面上,重建生活世界的价值实质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并将“内部”和“外部”同时把握为“同一的主一客体”的文化思维辩证法,以包含内在的文化决断、文化认同的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本身的“完成”,来实现对于“外部”性的肯定性超越。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