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全球治理多元主体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面对持续时间久、牵连国家多、涉及范围广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随之凸显。时代的浪潮将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和个人等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幕前,它们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治理多元主体趋势势不可当。     

重构全球治理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紧迫,全球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全球竞赛规则。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间必须进行合作,采取集体行动。全球性议题强调团结合作、社会公平、民主和政策有效性。这四个方面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属性与充分治理的标准。全球治理的推动力主要是指脆弱的全球结构、华盛顿一揽子政策(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安全议程)和当代地缘政治分布的新兴体系。然而,国际机制急需改革,决策者与决策执行者之间的对称性与和谐性受到挑战。若要克服全球治理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并协调国家集体行动、强化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发展多边规则与程序。当然,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问题亦不容忽视。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全球互联网治理法治化思考

互联网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但互联网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引发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互联网所引发的问题不是单个主权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而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挑战。基于法治的超国家价值、互联网治理的核心是法律问题以及全球互联网治理对法治的呼吁等因素，法治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最佳选择。要实现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化，其基本前提是尊重网络主权，基本原则是主权平等，基本价值是网络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一直随着国际社会基础的发展而演进,历经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朝着国际共同体阶段发展。在全球性问题和全人类共同挑战日趋严竣的今天,呼吁更高的组织化程度、更契合的合作目标和更发展的价值理念,来指导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发展。与西方个体主义、零和思维、倾向明显的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从国际共同体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全球治理理念,包括全面系统的整体治理观、广泛协调的共同利益观和合作共赢的共同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要求。需要重塑分散的全球治理结构,引导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和价值判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治理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式,全球治理在国际体系的重构和国际格局的变革中扮演着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角色。本文从全球问题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价值观和模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许多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国家或地区就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全球治理随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几大流派在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各个学派的全球治理理论也不尽相同。然而,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就决定了无论哪种全球治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和立场。本文旨在通过回顾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时的态度和表现,进而揭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当代西方研究: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主持人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全球治理已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理论,而且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一个极其紧迫的实践问题,摆上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政治家关注的重要议事日程。有鉴于此,本专栏组约了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全球治理的重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等     

全球治理的原则:民主治理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不断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全球治理挑战。为有效地协调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 ,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我们有必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本文将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 ;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遇到的问题 ;全球民主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述 ,以阐明民主治理的重要性     

全球治理的价值向度与气候变化治理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促进了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同时也使全球性问题凸显,全球治理已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治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问题,更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对国际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为此,通过不断提升全球治理的地位、作用,超越国家中心治理的局限,扩大和增强以全球公益为基础的全球共识,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南开学报》2011年第3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以“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组约了来自日本、瑞士和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气候变化治理、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学界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全球治理与构建中国国际法治话语权

在世界日趋多极化、全球治理已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有效途径的背景下,我国应该主动融入全球治理浪潮中,积极建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法治话语权,以维护本国应有利益,进而改善本土法治环境,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     

腐败治理：人性假设、基本模式与路径选择

腐败的发生和治理都可以从人的本性去探究。自律与他律,前者注重调动主观自觉,后者着眼于强化客观制约,它们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治理腐败的基本模式,分别根植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人性假设,各自存在相应的缺陷。在分析两种腐败治理模式的人性假设与主要缺陷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反腐工作存在的不足,借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腐败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反海外腐败法》管辖权扩张的启示————兼论渐进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法治相互关联,腐败问题早已突破一国的界限,日益具有全球性。海外反腐败涉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已成为世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解决。此外,囚徒困境又使各国集体行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破解全球反腐败的难题,在渐进主义的路径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开启了海外反腐败的全球治理之门。我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也与全球法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反海外腐败法》不仅对在美融资的中国私人发行人、非居民企业进行管辖,而且借由代理理论和共谋责任理论不断扩张其管辖范围,给我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面对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律不断扩张的管辖权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响应度,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应该积极作为,在渐进主义的思路下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完善国内立法并规范企业商业行为,以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并为促进全球治理的达成和法治的繁荣作出努力。     

“廉政风险”及其防控机制建设的价值取向

"廉政风险"是"风险社会"的表征之一。面对"廉政风险"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它的防控首先需要澄清其价值取向,才能确保其制度建设有正确的方向。具体说来,"廉政风险"防控的基础价值取向是廉洁执政,核心价值取向是为民执政,目标价值取向是长期执政。     

反腐倡廉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果不坚决反对腐败就有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加强教育,发扬民主,健全制度,加大监督力度,并通过体制创新改善领导制度,从源头预防腐败。     

社会性规制与CSR耦合的机制构建

环境污染、生产及消费安全等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还需要通过社会性规制体系来实现。在嵌套式规则体系下,通过选择适宜的路径及模式,实现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合作治理,进而通过规制政府行为,改进政府治理;规范企业行为,改善治理结构;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与成长等措施,最终实现社会性规制与CSR的耦合。此项研究可以填补理论上的空白,突破实践中的瓶颈,最终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民国时期专员区公署制的设置与缩小省区关系的讨论

近代中国的濒危、民族沉沦成为时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统治腐败更成为时人痛恨的对象。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似乎为这一时弊开出了药方,此时期人们围绕区公署设置和缩小省区关系进行过具体讨论。这一讨论不仅涉及缩小省区原因,而且涉及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与缩小省区相互关系。虽然观点不一、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路径,但客观上却有利于这一问题的澄清,且为此后中国政区划分与治理提供重要的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