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陈垣与《元也里可温教考＊》

陈垣先生早期的史学思想与他的史学名著《元也里可温教考》的形成有极大关系。《元也里可温教考》对陈垣的史学研究道路意义非凡,陈垣先生的许多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方法在此著中也多有体现。     

陈垣的"史源学"与"新史学"——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而作

陈垣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近代史学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新史学"培养人才,首创"史源学"和"史源学实习"课以及讲授、实习方法."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不吝金针度与人"品质的体现,教学效果甚好,培养了不少史学名家.     

论顾千里的校勘学思想

顾千里是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不校校之”是他校勘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其校勘学思想的形成,受传统校勘思想,特别是宋人校勘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校勘学史上,顾千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有关理论对当今古籍整理校勘事业不无启发作用。     

戴震校勘《仪礼》郑注论析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虽然在《仪礼》学上没有专门的研究论著,但他在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期间,曾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李如圭《仪礼集释》一书,并对《仪礼》郑《注》文进行了精密的校勘。较之前贤,他的校勘在方法上有所继承又有所发明,体现出自身治学的独到之处,为清代《仪礼》校勘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兼评胡适介绍西方校勘学的得失

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校勘学。他在该文中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方校勘学,特别是中国学者"推理的校勘学"并非校勘学的正途。其实,西方校勘学中也存在"理校"的做法,不论是校勘古典文献,还是近现代文本都必须使用理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理校的性质更偏向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在校勘中重视理校甚至超过文本。从具体的理校方法上看,中西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中西校勘学完全可以平等地互相借鉴、对话,我们对西方校勘学的研究需要超越胡适,继续推进。     

解释学纲要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身后出版的《解释学与校勘学》中,此书的总序和导论以纲要的方式表达了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基本观点。他明确地界定了解释学与校勘学,区分了普遍解释学和特殊解释学、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解释学的严格的实践和不严格的实践,突出了语言在解释学中的核心地位,对解释学循环作了明确的表述,并提出了浪漫主义解释学的著名口号——我们能像作者理解的一样并能做到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等重要的思想。     

陈垣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

陈垣被誉为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其开拓意义不仅在于领域的拓荒,更在于研究态度和方法的现代性转变。陈垣宗教研究的现代性体现在对客观性的重视以及对信仰外宗教的平等与尊重。结合中西宗教学术史背景,可以发现陈垣代表着中国宗教研究三方面的现代转变:其一,视角上,从教内信徒宣教式的宗教研究转向兼具教外视野的、客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教研究;其二,方法上,从护教性的"神学"式宗教研究转向描述性的"史学"式宗教研究;其三,态度上,从区分优劣差等的不平等的宗教研究转向平等的宗教研究。从宏观时代背景看,宗教学术研究的出现是传统中国学术从"通人之学"转向"分科治学"的产物,时代变局和中西学术竞争都影响了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当时宗教界特别是基督教界的宗教研究蔚为大观,陈垣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垣教育思想浅论

陈垣不仅是一名史学研究大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与教育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本文从陈垣的从教经历、教育思想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简要回顾了他一生的教育踪迹。     

乾嘉校勘学概说

<正> 我国校勘图书的历史悠久,据《国语·鲁语》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正考父系孔子七世祖,周末宋大夫。其后各代多有校勘,宋代较盛,进入清代,校勘学更得到迅速发展。乾嘉时期,是我国古典校勘学发展之高峰时期,仔细考究这一时期的校勘学,认真总结其特点,对发展今天之校勘学无疑会有裨益。     

受益终身的三点“忠告”

陈垣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在他教过的学生当中,许多人后来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比如陈述、姚从吾、启功等。在这些学生当中,陈垣对启功的教导可以说最为用心。陈垣比启功大32岁,两人除了师生关系外。     

系统严实 创获良多——郭在贻等《敦煌变文集校议》读后

我国训诂学界卓有成就的新一代专家、杭州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博士导师郭在贻先生生前和他的助手张涌泉、黄征合撰的《敦煌变文集校议》,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敦煌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列为浙江省社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最近由岳麓书社以繁体手书分精、平两种规格影印出版.该书专门研究《敦煌变文集》的校勘问题,是继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以后校勘学方面的又一重要著作.它不但是敦煌变文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而且对其他写本古籍的校理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的出版,对国内外瞩目的敦煌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读书杂志》据缺注和赘注校勘述例

王念孙堪称清乾嘉时期和整个校勘学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首先完全自觉地依据缺注和赘注现象进行典籍勘误,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常规校勘手段。《读书杂志》集中体现了王念孙的校勘学成就。论列《读书杂志》中据缺注和赘注进行校勘之实例,将从一个侧面展示王念孙对于校勘学方法论之贡献。     

“厓岸”非关“厓山”——《陈垣学术思想评传》指疵

《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将陈垣1948年4月25日游颐和园照片题词中的“厓岸”解释为“厓山”．并引发出关于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的议论．这是评传作者不明训诂、蹈空立意的误读。评传的说法较有影响．特此辨析。     

版本学、校勘学与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研究——基于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的整理

版本学、校勘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绕不开的研究"基础",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而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属于传统文化研究谱系的一支,虽有其自身的学理,但也需要关注版本及校勘问题。"版本者,研究之本也"。如果古代艺术史研究不注重版本学、校勘学研究,就可能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甚至造成学术硬伤,最终影响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在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证明版本学、校勘学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代表作。其学术主题是阐明"经世史学"的基本形式,精神主题是爱国主义,为"经世史学"提供了现代范本。陈垣先生以"考据"为基础的"陈古证今"之作与"影射史学"有本质的区别。     

陈垣论宗教与民族文化

陈垣先生论述了外来宗教 ,包括佛、回、摩尼、犹太、基督等教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儒学的关系 ,尤其探讨了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 ,及与史学之间的彼此借鉴 ,借此揭示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兼容吸纳的宽宏精神 ,表达了他的民族自信心与反对全盘西化论的坚定立场。     

陈垣的史讳研究

陈垣的史讳研究是避讳研究的一部分,它与修辞关系密切,从史讳视角所探讨的有关避讳的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及功用等,与从修辞学视角探讨这些问题有某些重合之处。陈垣是我国研究"史讳"演变史的第一人。他的探讨也为从修辞学视角研究避讳史甚至修辞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论清儒校书

在我国,勘书之事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并逐渐形成了校勘之学。进入清代,校勘学倍受重视,迅速发展,“乾隆中极盛矣,上自巨卿名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通知此义。”(清李兆洛《养一斋》卷一一)有清二百多年,是我国古典校勘学发展之昌盛时期。认真总结清儒校勘工作,对发展今天之校勘学大有裨益。     

校勘学研究有新著

我校古籍所副教授李庆同志撰写的《顾千里研究》一书,最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千里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在我国校勘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李先生为撰写此书,曾从京,沪、江、浙等各大图书馆及私人收藏的顾氏校本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参阅了文集、方志、碑拓、尺牍、笔记等三百余种,钩稽研讨,从中发掘了不少前人从未注意到的资料。尤其是对顾氏早年的活动情况和他的交游作了较多的补充,从而勾勒出了顾千里一生思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