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活动理论与压力应对理论,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GMM等模型,分析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参与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综合健康状况,同时抑制了基本活动功能、工具性活动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受损,降低了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2）劳动参与、志愿参与、娱乐参与等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均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3）机制分析表明,社会参与可以显著缓解近期和早期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冲击;对经历多种负性生活事件、近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老年人效果尤为突出。（4）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参与对高龄及居住在农村或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健康提升效果更明显,不同社会参与类型对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健康促进效果存在异质性。文章认为,应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努力发展老年志愿事业、加快完成社区适老化升级,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环境建设与制度保障,逐步构建起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战略目标。     

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对认知衰退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在构建衡量老年人认知脆弱性函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和验证了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对认知衰退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衰退有明显的缓解效应。（2）各类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认知衰退的影响大小存在差异,收入性工作和休闲娱乐活动对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较高,家庭劳动对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较小。（3）生活满意度在社会参与缓解老年人认知衰退的机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社会参与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其认知功能。（4）社会参与对高龄老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更加明显,休闲娱乐活动对男性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最大,而收入性工作对女性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最大。文章认为,应高度重视老年人认知障碍的预防和治疗,适当支持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推动老年社会参与的多样化,把握好智慧养老服务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尺度,同时提供良好的适老基础设施,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城乡差异对比研究

本文依据联合国社会发展与人道事务中心“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项目调查资料,分析了城乡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在连续性、选择性、参与劳动及社会/文化活动频度、方式、经济类型、在家庭中作用等诸方面的差异,探讨了城乡老年人文化素质、参与目的、社会需求、经济文化环境的不同对其参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提出了老年人进一步参与社会发展的措施与途径。     

我国老年人旅游参与的内在因素分析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老年人越来越多。旅游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很多老年人有旅游的意愿,我国老年旅游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我国老年人旅游参与的内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情感和城乡等因素对老年人是否参与旅游影响较大。主要收入来源对是否参与旅游不显著．但是所有收入是否够用显著地影响旅游的参与。在老年人的旅游与休闲活动关系上．较多参与其他休闲活动的人参与旅游的可能性越大。但较少参与其他休闲活动的老年人比中度参与休闲的老年人更多地参与旅游。前者表现为互补性．后者表现为竞争性.     

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 2011年数据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调查数据,研究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抑郁情绪均有显著影响。社会活动参与越多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表现得越好;抑郁情绪也越少。可见,社会活动参与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活动理论的观点,即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可以增进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此外,本文还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医疗保险、吸烟、喝酒等变量均对老年人健康有显著影响。     

城市退休低龄老年人健康状况对自身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问卷数据1

健康是影响老年人继续从事劳动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而日渐凸显。分析了从2001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的城市退休低龄老人的情况,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问卷的数据,从健康的角度考察了女性55岁到65岁,男性60岁到65岁这部分的城市退休低龄老年人,按照总体以及分性别、女性的分年龄段三个角度探究所选取的社会健康状况、一般健康状况和疾病史、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身体功能障碍以及精神和心理等五大类健康指标对样本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的影响。     

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新农保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对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状况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从2009年开始我国实施了“新农保”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对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供给产生影响,如有则影响程度又如何呢？基于此本文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以控制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自选择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利用农业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新农保”制度对于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后不会完全停止劳动供给,但会显著减少劳动时间;参与“新农保”的老年人劳动时间减少的幅度有限,老年人总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外出从事非农劳动时间仅分别减少了7.06天、5.58天、3.53天;在相同的养老保障水平下老年人劳动时间减少程度在地区间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特点。     

老年人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8数据的检验

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不仅是其获得满意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还对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在老龄化和数字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异质性和具体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控制变量中的老年人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党派均对其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在性别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产生大致相当的负面影响；在地区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仅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产生正面但却不显著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此外，频繁与邻居朋友聚会和频繁使用传统媒介均能够中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加强网络环境安全建设，提升老年人信息素养水平，帮助老年群体形成健康的网络参与行为习惯，在普及老年人网络参与...     

Research on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Care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 issue of health status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the rapid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The paper analyzed the health status of urban and rural elderly in China in the two-week morbidity rate,prevalence rate of chronic diseases, disability status,self-rated health and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of the elderly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2006 Sampling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Urban/ Rural Aged Population in China,the Fourt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Survey and the 2006 Second China National Sample Survey on Disability,to explore the current provision of sources of care for the elderly and try to make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bout to improve the health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facing the crisis of population aging.     

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是建立养老服务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文章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比较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受个体、家庭、社区三类因素的共同影响,呈现多元化特点,而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则基本集中于家庭因素.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更趋向于独立居住或入住养老机构,而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更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态度和支持程度.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规划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制定养老规划是农村老年人积极应对养老风险的重要举措。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规划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约34.6%的农村老年人实际有养老规划,约13.8%的老年人误判了自身的养老规划状况;现金储蓄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规划方式。相比农村居住的非留守老年人,农村留守老年人和进城农村老年人有养老规划的比例更高。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对其是否做养老规划既存在显性影响,也具有通过养老观念的中介作用而表现出的显著的隐含影响。在养老责任观念的中介作用下,认同由政府和社会承担养老责任的养老观念会促使有劳动收入、子女给予经济支持和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做养老规划的可能性下降。     

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选择性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老年人口跨地市级迁移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口依旧把经济发达地带、大城市作为主要迁入地,与青壮年人口迁移方向产生同构。城乡老年迁移人口在迁移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城市户籍老年迁移人口受家庭因素驱动更大,农村户籍老年人的迁移原因更多元。从对迁入地的影响来看,国内老年迁移人口的迁入地过于集中,将对迁入地的社会医疗服务设施等构成巨大的压力。     

城乡空巢老人代际支持状况分析--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从双向代际支持的角度详细对比分析城乡空巢老人代际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城镇空巢老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多,农村空巢老人则更依赖子女经济支持;城镇空巢老人的子女与其日常沟通更为紧密;子女对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相对较少,目前主要还是靠空巢老人自己和配偶。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研究

当前,国家对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越来越重视,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得到较快发展。但是,在各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服务不均等、不均衡的现象。利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数据,详细分析目前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供给与利用状况,着重分析城市与农村,东部、中部与西部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需求与利用之间的差异。认为我国目前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现象,需要针对城乡和不同地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实际情况与老年人的需求状况分别制定相应的措施。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乡到城转移的背景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在河南、贵州部分农村进行的调查数据,从居住方式、代际互动、生活满意度几个方面对成年子女外出给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虽然农村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出现了独居化、空巢化和隔代化的趋势,且在与外出子女间的代际资源交换中并未明显获益,但通过子女外出前后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对比,发现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人口老龄化使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新常态。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为20.57%,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老龄化区域和城乡差异也更加显著。兴化地区地处苏北农村,呈现小城市大农村结构,经济欠发达,城乡人群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本研究目标人群为兴化城乡老年人群,通过调查城乡老年人群人口社会学和生活质量的变化特征和相关性,为政府和社会对老龄化事业的发展与决策提供依据。总计305例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群已婚、与子女住、文化程度、退休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等人口社会学特征维度好于农村人群（P≤0.01）;而农村丧偶、独居、没有工作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差等维度高于城市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文化程度显著高于女性（P<0.01）;冠心病患病构成比上,农村老年人群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高于女性（P<0.05）;而女性老年人群患高脂血症构成比显著高于男性（P<0.01）。结果提示,兴化地区城乡老年人群生活质量差异显著,但城乡老年人群在躯体健康和疾病防治中的差异已经明显缩小,说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变化与人口社会学特征相关联。在经济持续发展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新常态下,社会和家庭应更多地关注和改善老年人群,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群的生存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老年人经济生活来源变化:2005～2010

2005～2010年,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各类生活来源的比重发生较大变化。老年人的经济生活来源存在明显的性别、年龄、婚姻、城乡、地区差异。在过去5年,我国老年人的独立性增强,一些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家、政府的保障。但是,女性老年人群体、高龄老人群体、丧偶老人群体,尤其未婚的老人,更需要社会关注;老年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的城乡差异和镇乡差异、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在扩大。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