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将军的设置及其在治理川西藏区中的作用

清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土司的用兵结束后,为了加强对康藏及川西藏族的统治,乾隆帝特设成都将军,统辖八旗和绿营,治理川边。成都将军在维护川西藏族地区的稳定、保持川藏大道的畅通、巩固西南边疆的安全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清末川边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密切相关。清政府在川边进行改革,既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也是为了解决川边存在的问题。从进程上说,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内容上讲,它包括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习等。这一切有利于川边地区的杜会进步。     

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     

道光年间成都将军治理四川彝地“边患”的历程及影响

清代中前期,清廷试在今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聚居地实行改土归流,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但改革流于形式,效果甚微。随着外来百姓不断迁入该地,人地生产矛盾愈发严重,导致该地屡有劫掠事件发生。至道光朝升级为几次大规模“边患”。成都将军作为彼时统领该地的最高军事长官,通过武力镇压和拟定章程等举措参与到“边患”事件治理中。但碍于清廷未能解决问题之根本,加之受制于国力的式微、武备的废弛、官员的贪污懈怠等内在因素,诸多举措看似合理,实则加深了当地“边患”,并带来一系列恶劣的后续影响。     

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文章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切入点,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末中央政府在川边藏区实行的屯垦政策。根据分析,认为此次屯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边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限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清政府对此次屯垦活动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开垦力度有限,使之总体上未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述论

近代外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状况的实地考察资料和文著,翔实甚至“琐碎”地记载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资料。本文结合相关中外文献资料,主要从茶叶贸易、货币问题、乌拉制、社会经济生活四个方面,梳理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近代外国人涌入川边,其主要的战略目标不外乎入藏与打通印缅一扬子江流域,同时,这一战略还源于经济上的考量。因此,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无论在知识探索、地理考察、社会经济考察等方面,其背后无不充斥着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角逐。对近代到川边实地游历的外国人著述加以考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战略轨迹”,以及川边社会经济生活从汉区到“边地”过渡之特点。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20世纪上半叶川滇边藏区职业教育发展述论

20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川滇边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不仅屯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还大力兴办教育,既办普通学校,又根据《奏定实业学堂通则》的规定,择宜兴办了实业学堂;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培养生产建设人才,开发边疆民族地区资源,补充抗战物资力量,采取措施发展职业教育.与其他地区相比,川边藏区的职业教育产生较晚,发展规模不大,培养人才有限,但它在藏族教育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一些办学形式和特点,对于当今藏区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此间,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之间冲突体现在“大白事件”和“朱倭土司与灵寿寺械斗”事件,调节这一时期川边土司和辖区外相互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藏传佛教寺院的矛盾,倚重于国民政府以政治调处结合军事威慑的调处机制化解双方矛盾.国民政府对双方矛盾调处的掌控力不断加强,成为民国时期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的主导力量.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

清同治年间 ,地处西北的陕、甘两省人口下降 15 0 0万之巨 ,为历史所罕见 ,是近代中国人口继咸丰年间大幅度下降后的又一次锐减。本文认为 ,战乱以及频繁的灾荒是造成这次西北地区人口骤减的主要原因 ,并对此作了具体分析     

边境治理中跨国婚姻移民的身份重建——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市县的调查

对广西边境8县48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治理技术的精细化凸显出跨国婚姻移民身份缺失的矛盾;尽管这个群体渴望中国国籍,但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只能通过补办护照、婚姻登记以及团聚签证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边境三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广西涉越婚姻登记人数骤增,这与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受理补办护照业务密切相关,中越两国合作共治取得显著成效;政府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合法化的主导力量,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重要,这个群体强烈的办证需求催生民间代理人,东兴外国人服务中心在护照代办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工机构成为涉越婚姻登记政策宣传的生力军;专项治理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重建的可行方向,须明确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的职责。     

清朝末年川藏边路之“新政”

清政府晚期为了达到“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的目的,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与新政,而“利交通、速文告”便是其中的重要施政之一。为此,清政府在川边与西藏之间采取了辟治道路、安设店栈、改革乌拉制度、设立塘站、架设邮政线路等措施。文章对相关的过程进行了仔细地梳理,认为清政府实施的开通“边路”等开边新政措施不仅深得边地民众人心、促进了川边藏地的发展,更是川边藏地现代化的先声,同时,对于整个西南边疆尤其西藏地方的稳定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试论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强边固防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并成为诱发各种矛盾及影响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的重要因素。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不仅是我国长期的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增进睦邻关系以及提高维稳处突能力的必要条件;是加强边防建设和遏制战争及御敌制胜的基本保障。     

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明对蒙古的战争贯穿明王朝始终 ,在双方边界形成绵长的军事争战地带 ,影响到这一地区正常的行政建置与经济发展。陕西北部地区正处于这一地带之内 ,为加强防御 ,明王朝在这一地区修筑边墙 ,扩大驻军规模 ,构建军事交通线 ,布设营堡。明代中期以后 ,这些营堡 ,即军事城镇扩大之后 ,军事消费增多 ,加速了该区域商品流通 ,形成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试论乾隆对回民的政策--兼评李普曼《论大清律例当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本文针对李普曼<论大清律例当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一文中乾隆"歧视回民"的观点,通过大量的史料和事件的分析,论证乾隆没有歧视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