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威尔逊的"边疆假说"——兼议二者对"边疆"理解上的差异

"边疆假说"是美国史学精神独立的象征.一般而言,国内外史学界都认为"边疆假说"为特纳独创.本文认为,从"边疆假说"创立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学说实属特纳和威尔逊二人共同创立.特纳的"边疆"强调地理环境在美国国家及其后来地域性冲突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威尔逊的"边疆"更强调美国文明的有机成长对西部的整合与美国统一的国民性格形成的影响.     

特纳的边疆学说及其对我国沿边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启示

特纳的边疆学说改变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欧洲起源观,转而从美国西部边疆的拓殖中寻找美国特性的根源。特纳对边疆、地域和地区的研究建立了地理和历史关系的新范式。这种范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和战略观念不同,不应不加区别地直接套用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应该关注“中心—外围”和“缓冲地带”观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边地区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和实践进行指导。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如何研究中国边疆是令人着迷的问题。历史学虽在边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边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学科都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研究。回顾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边疆研究历程,可知社会学致力于从边疆的田野中探索边疆社会的秩序与变迁,寻找边疆内在的方向感,生产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从而解决时代焦虑和国家的困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更需要立足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社会学通过对边疆的田野研究,挖掘中国边疆的本土经验,使得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保持理论自主性的警觉,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使命所在,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中国模式的理论假说及改革逻辑

中国30年的改革实践,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经济转型道路,形成了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突破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转型的西方市场经济教条,证明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新假说,创造了转型经济模式的新特征,通过政府体制的改革增强了合法性,改善和加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深化中国边疆政策研究之我见

文章认为,认真研究中国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在新资料的系统发掘与整理、研究内容的深化与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三方面创新和开拓。而从推动研究的组织者视角言,有三点需要重视,第一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第二要应在研究中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原则。     

中国经济波动:理论假说与宏观调控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五年就要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波动,如何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海外学者对我国经济波动原因及相应宏观调控政策多视角的研究表明:广义国有经济部门的软预算约束是中国经济频繁波动的原因,货币供给量应当作为宏观调控的有效监测指标,直接控制信贷能够遏制过热,但更为有效的政策选择是提高国库券的利率;从根除我国经济频繁波动的根源来看,改革国有经济部门是关键;在未来的宏观控制中,要充分重视外部经济和能源可能造成的冲击。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金角银边”与中国陆路“边疆经济带”建构

在中国边疆有序开放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提下,陆路边疆地区存在着“金角银边”的区位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国家则需要整体规划,主动建构陆路边疆经济带。中国陆路边疆沿边界一线形成的“一带”,与整个陆路边界线上“界”与“路”交汇地区的城镇所形成的“一带多点”的“金角银边珍珠链”,可以凸显陆路边疆发展的潜力,体现国家“边疆经济带”建构的思路。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历代王朝边疆争议的分析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与局限性。早期传统士大夫更强调以"中国"国内为重,强调爱惜民力,不免鄙视周边领土与民族,边疆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地",故而常常将固守疆土与穷兵黩武混淆起来。对边疆地理认知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边疆意识的进步,而边疆争端与边疆争议是激发边疆意识成熟的催化剂,对于边疆民族与地理环境认知水平的进步,也是深化边疆意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从"无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轻言弃也",都标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阶段性提升、成熟与进步。     

祁韵士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祁韵士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承先启后的著名学者;正是祁韵士开始了中国学者对蒙古的系统研究和对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结合的研究;他选择西北边疆史地既与他习满文充国史馆纂修及谪戍伊犁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康雍乾三朝用兵西北平叛拓疆及诸多学者转向蒙古新疆学有关;其研究的特点是:实地考查与文献考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的贯彻.祁韵士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其治学方法和学术影响也泽惠后世.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

姚莹(1785年～1852年),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如。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姚莹一生为官四十余年,初任平和、龙溪知县,后调台湾署海防,噶玛兰同知,累迁两淮监掣同知、护盐运使。道光十八年,擢台湾兵备道。道光二十一年秋,与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起抵抗英军的侵犯,取得了很大胜利。鸦片战争议和成,姚莹被总督怡良诬以妄杀敌俘,逮问。后以同知直隶州发往四川效用。咸丰初,任广西按察使,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喋血饮恨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使风雨飘摇的中…     

“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

信息是构成世界与人的基质。信息社会与网络时代所构建的“虚拟时空”,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对人性的传统认知,使得以往种种关于人的本性假说在信息网络时代面前显得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人”是活动主体,是网络伦理所要调节规范的道德对象,同时也是网络精神的主要体现者。网络社会所赋予“信息人”的自由、平等与多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也是信息人作为网络伦理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需要。这种人性需要,为信息科技推进网络自由、共享、平等、多元提供了社会动力,也使得“信息人假说”有了现实的基础与依据。“信息人假说”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的更本质层面即信息交互作用层面,重新透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将为人们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的人性假说,获得网络时代人的行为解释的特定视角,求得对信息时代网络伦理与全球伦理发展的重要突破开拓一条全新的道路。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从乡村建设到边疆服务——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

在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齐鲁大学有乡村建设传统但无边疆学术传统。抗战时期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其边疆研究主要与其主导性参与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该校国学研究所在边疆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与其早年的乡村建设传统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其边疆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及实践取向。     

“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兼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

“经济人假说”是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础。然而 ,这一假说并不是一成不变和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能接受的。一方面 ,这一假说在逻辑上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的 ,这形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演化 ;另一方面 ,对这一假说的背离 ,又形成了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不可否认 ,“经济人假说”本身是有缺陷的 ,正视这种缺陷并努力把经济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现实途径。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 ,需要对“经济人假说”作出选择 ,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 ,当前尚不具备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条件 ,最要紧的还是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以期为中国经济学塑造出坚实的理论基础     

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

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权模式向民族国家模式转变,由晚清开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贯穿于始终。近代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谋求中央政治权威的重塑、西方列强次级势力的渗透、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状况、落后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差异的政治形态,构成了近代中国边疆社会政治环境的真实状态。19世纪至20世纪初,国人的边疆认识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开始注意到海防问题,由单一的陆权国家开始向陆海复合国家迈进;二是开始明确关注边界问题,逐步产生了国家主权意识。经过历届政府及政治家的长期实践,以明确领土范围及边界划分的西方疆域理论形态基本上为国人所接受。     

论中国边疆海权问题的治理

在中国现阶段的种种边疆问题中,海权问题堪称“丢不得、谈不拢、打不得”的难题。因此,主张通过深刻认识海权的内涵与意义;透彻了解中国对海权的需求与期盼;清醒分析南海问题对海权的影响与冲击;认真弄清钓鱼岛问题对海权的损伤与危害;积极制定维护中国海权的战略与战术等办法来治理好这一难题。     

一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前行著作——读《马大正文集》

马大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辛勤耕耘了数十年,陆续出版了5本成果的结集:《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