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

在后现代理论批判官僚制的背景下,一批批后现代理论者也在想方设法重构官僚制。后现代理论主张以企业化政府来提高官僚制组织的效率,由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移来重构行政国家,将行政权力向他者开放来重构官僚制主体,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以重构官僚制权威,通过官僚制技术政策利用上的改进来重构政府风险治理。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体现为,官僚制不可或缺,解构官僚制,更要重构官僚制,完善官僚制。应着力改革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摒弃官僚制本身。     

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知识管理下我国行政发展中的理性官僚制探析

基于“烟囱工业时代”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的企业和政府管理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伴随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知识管理的兴起,理性官僚制因为与时代特性相冲突而遭受严重挑战。本文正是从知识管理背景下韦伯理性官僚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对同样处于知识管理时代的我国政府行政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超越"虚拟的美丽"——"虚拟政府"引论

虚拟政府是电子政府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因为,当今社会的虚拟化带来了政治与政府组织的虚拟化,也引起了政治与政府权力的转移.结果,虚拟政府对传统官僚制构成了一种挑战与变革的力量.在利用网络空间重塑官僚制的过程中,政府再造必须落定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而且,只有在公共服务质与量的提高上,才能着实超越"虚拟的美丽".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     

官僚制的研究范式及其经济学研究途径评述

政府体制中的官僚制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梳理与分析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入手,概括并比较了官僚制的研究范式及途径.在此基础上,对官僚制理论在政府改革尤其是我国政府改革中的应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论组织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它在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所有文明成就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官僚制组织存在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间的冲突.一方面,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以及为了实现组织基本职能,有着一整套正式规则、结构和程序,但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和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它又必然会产生一套非正式的规则、结构和程序,因而出现冲突.在整个工业社会,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政府的预警困境与治理对策

基层政府位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报告的最前端,提高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预警能力,有助于为整体防控赢得宝贵时间。然而政治承包责任制、理性官僚制和知识—权力制的三重委托—代理,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带来了现实困境,并且博弈分析证实了消极预警通常是优先策略。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的压力和结构性张力,需要遵循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能力两条基本路径,实现绩效型政府与责任型政府的统一,优化基层政府治理绩效评估机制,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的知识—权力结构。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     

政府回应的主导模式转型与实践阙如

在现代政府回应模式形成之前,政府回应的模式经历了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三个阶段。形式官僚制过足和实质官僚制不足的弊端,对政府回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形式官僚制过足主要表现为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的扭曲和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实质官僚制不足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     

电子政务对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适应了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其稳定、技术和效率优势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我国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一方面官僚制的理性精神、法制精神、科学精神不足;另一方面官僚制又表现出过剩。电子政务从多方面改革着传统的官僚制,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塑。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王强（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关于与韦伯相连的理性官僚制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该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事实上,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国家的兴起,就是与...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论证了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必然性     

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对孙逖家族的一种考察

对唐代孙逖家族的深入细致考察,使我们注意到唐代官僚子弟的入仕方式在元和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入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激烈的圈内竞争,加剧了官僚阶层的变动,导致唐代中后期新兴官僚家族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向山东旧族价值观靠拢的倾向。两者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代表了士人向官僚转变的最终完成。     

价值冲突与变革:新公共管理视阈中的西方公务员制度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价值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官僚制的法理性价值与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价值之间的碰撞。价值冲突的结果引发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即从政治中立到参与政治的转变;从终身雇佣制到灵活雇佣制的变革;从垄断化管理到市场化运作的变迁;从以规则为本到以结果为本的变化。与此同时,西方公务员制度在其变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即放松规制带来法治的弱化;弹性化的雇佣制对雇员权利造成不良的影响;绩效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难以量化的窘境;民营化引发腐败问题。因此,如何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优势,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是中外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

官僚制与现代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官僚制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弊病,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受到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判.后现代理论主要从官僚制的效率、技术专家治国、官僚制主体及其公共性、官僚制权威及官僚制治理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理论的这种批判或解构为官僚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也不无借鉴价值.     

英格兰宪政与现代理性官僚制问题——重访韦伯的“英国法问题”

本文以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为文本基础,系统地比较了英格兰普通法宪政与欧陆理性官僚制两种政体建构逻辑的差异。理性官僚制的政体逻辑以"支配"为特征,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通过齐一化和常规化的方式治理。韦伯以理性官僚制为现象基础所概括之理论框架,不足以描述与理解普通法宪政。英格兰普通法宪政的本质是社会权力对国家体制的渗透与重塑,相对于绝对主义国家的逻辑,乃是一种全新的政体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