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法的重构

公司治理和公司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公司决策制定的规则和保护决策制定机制的有效运转,以最大化公司价值和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特定的历史、文化、市场和法律条件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简单地将一种公司治理模式移植到任何其他地方都将是不明智的.转型经济国家公司法的构建需要在保护投资者与经理人员为公司价值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工作时进行职业判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论公司决议不成立的规范定位与规则完善

我国公司法中的公司决议不成立规则,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决议纠纷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具有坚实的实证基础。同决议可撤销、决议无效规则相比,其最能彰显公司法的程序主义价值导向,且最能体现公司法对商主体决议治理的“示范功能”。因此,决议不成立规则有其独立价值而不是为缓解决议无效事由过窄增设的替代性制度。2023年《公司法》修订,决议不成立规则是公司决议瑕疵规则修订的重中之重。决议不成立的法定事由设定应在延续反面列举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具体事由形成一套“半封闭式”体系;决议不成立的对外效力与可撤销、无效应保持体系一致性;决议不成立之诉应当适用1年期的除斥期间规则,从而避免其在法律适用环节沦为决议无效的“扩展版”。     

论公司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法律的终极价值,也是公司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公平乃正义的公司法表达,它要求在促进公司效率的提高和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妥切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维护公司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的正义价值主要是通过改进公司的治理结构,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实现的.     

国有企业高管篡夺公司机会的法律规制——企业法与刑法衔接视域下的国企腐败防控

近年来,国企高管腐败问题频发,篡夺公司机会已经成为国企高管进行利益输送的一种重要途径,规制国企高管篡夺公司机会行为的相关法律亟须完善。国企高管篡夺公司机会在法律性质上既是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也是侵害国有企业权益的行为,需要通过企业法(主要是公司法)和刑法共同进行规制。基于公司法和刑法的不同特点,在认定标准上,公司法应当适用绝对性规则,刑法则应以利益或期待因素为依据。基于公司法与刑法的不同功能,在责任追究上,一方面要明确划分国企高管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通过两种责任的无缝衔接实现对国企高管篡夺公司机会行为的有效防控。     

论信托法强行性与任意性之界定

将信托法纯粹定性为强行法或任意法均有失妥当,信托法宜为强行法与任意法的结合,但以任意法为主.在厘定信托法强行性与任意性的边界时,可以考虑依信托的类型和信托法规范的种类不同而作出区分.我国信托法规范模式宜按照限制强行性规范、扩张任意性规范的思路予以重构,即将私益信托的成立时间和生效时间,由强行性规范修改为任意性规范;将信托的对内效力,由以强行性规范为主转变为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将有关公益信托变更和终止的任意性规范修改为强行性规范.     

比较法视野下的经营判断规则——兼论我国董事义务的完善

在公司法中,经营判断规则逐渐为两大法系多数国家所采纳。我国2005年公司法在确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时未引入经营判断规则,这导致董事承担责任的范围过于宽泛,不利于公司经营效率的提高。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分析经营判断规则的涵义、法理基础、引入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引入经营判断规则的模式、运作机制的选择及董事义务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     

从强行性规范到任意性规范——关于累积投票的公司法规范

累积投票的公司法规范 ,自其产生以来 ,经历了由强行性规范到任意性规范的发展 ,体现出一般的规律性。我国立法引进这一制度时 ,应该顺应这一潮流 ,选择推定适用这种任意性规范为宜。     

股东大会的“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制度回应

信息技术的嵌入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需要制度的调适与应对。中国证监会以其发布的规则来应对股东大会的技术创新,然而要实现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需要一个以公司法改革为核心的系统工程。我国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公司法修法,确立以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电子化、表决权等股东权行使电子化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同时推行“视频会议”+“电子表决”+“互动易”模式的部分网络股东大会,实现股东大会会议的网络化。     

产业创新模式升级与创新竞争

产业创新模式可以分为线性创新模式和网络化创新模式,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创新分工格局和企业竞合关系.在线性创新模式下,创新是垂直分工的,通过一体化的组织实现企业各职能的协同.在模块化分工条件下,网络化创新实现了水平分工,一方面通过开放式的创新实现规则的设计和演化,另一方面实现了规则限定内模块创新的自由化.通过规则竞争、模块创新竞争、集成创新竞争,大大提高了模块化产业创新的速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顾客价值的创造.在产业创新模式升级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创新模式、创新竞争策略和组织方式的匹配.     

潜规则及其法治矫正探析

"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即为规范社会行为之主要方式.作为一种滋生不正当利益的负面规则,潜规则的出现与蔓延会削弱法治.潜规则是一种潜伏于显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规则,潜规则具有其自身的运行模式,以谋求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法治视野下潜规则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又有法律原因、利益原因以及社会原因.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通过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运用权力制衡压缩潜规则空间、增加交易成本,能够削减潜规则的发生.     

公司法中引入公证规则的可行性与适用范围分析

公证作为一种事前风险防范机制,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在我国市场信用机制尚不成熟的当下,对公司法中引入公证规则展开一个设想.首先,阐述公司法领域关于公证的立法缺失、发挥公证的事前预防机制的优势和论证两者的兼容性这三个角度,对公司法领域中引入公证规则做出可行性分析;其次,在借鉴拉丁公证联盟国家在公司法...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限制的结果规范,其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该行为规范的指引价值.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保障价值的定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调整,以是否违反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应排除的非法证据.     

同姓中人在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的法律角色研究——从与卖方的关系探讨

与出卖人同姓的中人大量出现在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其参与是一项重要的契约规则.同姓中人既是出卖人的土地共同所有者,也是出卖人的担保人,在契约中既有获得中资的权利,也要担保出卖人土地无权利瑕疵.同姓中人的出现弥补了清代私法制度的匮乏,是人们在社会关系博弈过程中自行创造出的有利于资源交换发生的规则之一.     

激情犯从宽处罚的应然与实然论证

对激情犯从宽处罚,既有理论依据也有现实需要.激情犯实施犯罪前无任何预谋,其反社会人格也较弱,行为时的刑事责任能力存在重大减弱.被害人过错的存在导致激情犯应受谴责性降低.因此将激情犯情节法定化有利于统一判案标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也有利于科学合理量刑.     

减轻损失规则的帕累托效率解读与展开

帕累托效率说能够给减轻损失规则以最为直接、合理的解释.在违约的情况下,实现债权人的期待利益可能有不同方式,减损规则所认可的是使损失较小进而能减轻债务人负担的方式.以帕累托效率观念为指引,确定非金钱给付和金钱给付的债权人利益何在,并明确债权人不应徒然支出附带费用,不应放任完整利益损失发生或扩大,可对减损规则的具体要求作全面的、体系化的建构.基于帕累托效率观念也可以对减损要求的制约因素作有条理的整理:减损要求不能有害于债权人的期待利益;减损要求应有实效,不能负担过重;选择有利于债务人的方案不是无条件的,债务人仍应对债权人因缺乏资力而未能合理地避免的损失负责.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初探

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中存在不少问题,如刑事司法面临很大压力、刑罚适用存在弊端、附带民事诉讼不能妥善解决损害赔偿问题等。刑事和解制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有利于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双重价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也具有现实可行性。故应当从实体性规则、程序性规则及配套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相应制度的构建。     

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法律规制

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效力以及对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规制问题一直是公司法实践和理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如何认识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效力以及如何在立法上设计相应对策,就具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但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也没有予以制度创新.因此,对其作进一步的探讨依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视觉文化理论与《红楼梦》语-图史研究

视觉文化理论对艺术史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和颠覆,认为艺术史的理论模式存在根本问题.由于艺术史模式的<红楼梦>图像研究总体进展缓慢,因此,语-图史研究是<红楼梦>图像研究的一种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价值的新思路.语-图史研究有利于打破艺术史研究中艺术/非艺术、审美/非审美的绝对区分,呈现语-图互动的事件性和语境性.     

《公司法》框架下股权让与担保的解释论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逐渐确认了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法学界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但大多不是立足于公司法的组织法属性而展开,《公司法》框架下的法律适用方案明显不足。因此,充分认知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功能与股权转让功能,可对股权让与担保中未被司法解释涵盖的交易形式提供《公司法》框架下的解释论。股权让与担保往往具有结构性融资交易行为属性,因而和一般让与担保具有根本区别。在我国,不能将《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确定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后果的唯一依据,而应立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实际交易结构,区分不同情况,在《公司法》框架下对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资格作具体认定。此外,反思《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规定的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裁判规则,可在《公司法》的组织法框架下,合理确定外部关系的处理规则。     

生态文明时代的政治参与

传统的政治参与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参与模式,把政治参与的主体局限在充满傲慢与偏执的当代人,政治参与的价值在于维护政治统治,政治参与这一活动也只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遵循既定规则的工具性政治实践.接踵而来的生态危机和代际矛盾宣告了这种参与模式的致命缺陷.生态文明的构建要求政治参与模式的转变:政治参与的主体应包含对自然和未来人的利益的肯定;政治参与的价值是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政治参与遍及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自在世界;政治参与是依据一定规则而有效运转的政治系统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