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萧红乡土情结成因初探

“乡土情结”是一种长期郁结于作家内心，挥之不去而又无法释怀的对故土和家园的渴望与眷恋，它来源于感性的乡恋情感，但又熔铸着作家抽象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萧红的乡土情结源于她童年时代对乡土的爱恨交织的记忆，也是时代思潮影响、自身窘境挤压以及传统文化积淀熏染的结果。     

莫言与福克纳小说的伦理学对比

作为中美文学史上具有突出成就的两位作家,莫言和福克纳尽管有着不同的时空背景,但都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抒写着故土神话,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美文学不同时代的旗手。他们的小说创作在展现故乡色彩斑斓历史画卷的同时,传递着浓浓的故土情结,透射出对故乡的"大爱"与"大恨"。这种浓烈的故土抒写情结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既有地域文化积淀的磨砺,也有文坛前辈的点拨,但归根结底是二人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艺术反映。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现当代游记创作中的家园情结

“家园”是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主题,家园情结则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情结.在现当代散文创作中,当然也少不了家园情结.游记散文本应是对离开家园的游历过程的记载,但是在游记作家那里,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对故乡的描述,甚至对于家园、故土的描述占据了许多作家游记创作的主要内容.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作家们的生活态度、政治思想、社会意识密不可分,反映出的是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     

论莫言乡土小说狂欢化的话语策略

和诸多乡土作家一样,莫言始终关注着乡土大地的苦难,不同的是,在莫言的作品中,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往往隐含在狂欢化的叙事背后。狂欢化的感官描写、狂欢化的杂语写作等话语策略与苦难主题的结合,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综观莫言的创作,狂欢化的艺术世界奇谲瑰丽、丰富繁缛,展现了其作品厚重的文化美学品格。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从陈映真看台湾乡土作家的中国情结

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界发生了一场所谓“台湾情结”和“中国情结”的争论。在这场时断续时的争论中,有人认为:中国情结只是中国大陆去台作家的创作意识,与台湾乡土作家无关。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台湾乡土文学实际的。所谓“中国情结”,是台湾作家和人民在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共识的基础上,对祖国的挚爱和眷恋,它是中华儿女爱国意识的表现。这样的爱国情结,不仅时刻萦绕于大陆去台作家的心头,而且鲜明地表现于台湾乡土作家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当中,陈映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乡土经验与世界文学——试论莫言与赫塔·米勒的文学创作的异同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和德国作家赫塔·米勒都以自己的乡土经验为主要创作源泉,大力开掘各自故土负载的历史创伤和苦难记忆,借助彼此迥异而强度相似的美学想象,构建出了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文学空间.他们的乡土叙事无疑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批判,但其魅力所在却是对残酷历史境遇中人类存在体验的特殊美学表达,其中折射出了文学自身对现实压迫和精神困境的反抗力量.他们书写的乡土图景从内容到形式都瓦解了19、20世纪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叙事,对立于以城市诗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及现代美学,表现出对文明与野蛮交错的复杂人性的重新探问.在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学中,两位作家恰恰依仗经他们美学改造而意蕴深厚的乡土经验占有了特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