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清初帝王对于孔门后裔衍圣公的优礼,祭孔仪式中衍圣公不可或缺的参与,使得清初作为外来政权的祭孔仪式具有了正当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清初政权的道统形象。然而,清初政权对衍圣公优待的同时,又设法加以约束,其政治地位仅仅局限于对孔庙的奉祀与对家学的传承,特别是衍圣公向清初政权的主动靠拢,其实质表明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     

谱身兼谱道:清代衍圣公宗族意识的表达和实践

谱身与谱道是清代衍圣公纂作族谱时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折射出是安于圣裔身份抑或争入道统谱系的纠结状态。结合孔府档案所藏孔氏族谱、衍圣公和时人论述,可以看到:清代以前孔氏族谱重在考世系,叙尊卑,以此来表先德而合全族;至清代则变为锄非种,辨窜冒,强化内外孔之别和真伪孔之分。同时,在清代衍圣公的深层意识之中,还暗存着某种以道统自居及以传道自任的使命感,每当政治控制稍显宽松或儒学发展受困时,此一暗流就会浮于面前,故谱身只是表面功用,谱道才是终极指向。     

“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文化特征

作为一种有别于世俗政权的文化权力,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命脉需要获得一种稳定的传递模式,而"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则刚好符合其各自的文化土壤和信仰特征,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维系:"衍圣公世袭制度"注重血缘的延续,有着明显的世俗伦理色彩;"活佛转世制度"注重灵魂的转世,有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特征;"教皇选举制度"既注重世俗权力的平衡,又注重信仰内容的传递,有着半世俗半信仰的成分。分析和对比这三种独特的权力继承模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西江流域“水上人家”的文化身份融合——基于性别角色与姻亲关系的研究视角

在西江流域流动生存的"水上人家"中,女性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他们对女性祖先、生养女孩的认同及对姻亲网络关系的重视上,可以看出这些长期靠水在船谋生的"水上人家",在性别角色、男女平等等方面与早期定居的"岸上人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和文化身份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方学者有关东方民族女性地位研究的见解。因此,对"水上人家"群体进行社会的、文化的田野调查,可以为西江流域华南族群的文化身份建构与族群融合机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衍太太是少年鲁迅的梦中“情人”吗？——与张显凤商榷

张显凤的《母亲的缺席与隐秘的伤痛》称《朝花夕拾》中衍太太扮演了少年鲁迅的＂母亲＂兼＂情人＂角色,这个观点是断章取义,不能成立的。母亲在鲁迅的回忆中一直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并对少年鲁迅产生重大影响,鲁迅也没在小说中表达怨恨母亲的情绪。     

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与传统印章的新变——以吾衍为例讨论

中国传统印章史发展至元代,进入一个至为重要的转折期.吾衍在这一转折期的重要贡献使得他被印学界推为柱石,人们甚至认为他对印学具有起八代之衰的意义.作为汉魏印风的匡扶者,吾衍等人最终能够推动印学发展走上积极健康的道路,不仅在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站在复古倡汉的立场上,扭正了唐宋以来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印风,而且在于他们的印学复古运动实际上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相互应和,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印学新变.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旧籍新刊与文化传衍——以晚清官书局为中心的考察

古来斯文有厄运。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崛起东南,惨烈的书厄再次上演。面对这种名教之奇变,湘军将帅在率兵镇压的同时,也设局刊书,致力于文化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太平天国扑灭后,湘军将帅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和认可,并作为战后振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予以推广。于是,引发了同光年间各省设立官书局的风潮,时间绵延二三十年,范围波及边远省份。官书局的肇兴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堪称晚清时期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不仅为清代官刻重造出最后一派声光与尊严,而且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嘉惠后学。     

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之区别——德国公权理论发展视角下的考究

主观公权利概念源于德国,与反射利益相区别,后经学者的阐释并与联邦宪法法院、行政事务相配合,进而推动相关理论发展并趋于成熟。日本、台湾地区对此概念亦有研究①。本文通过比较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的区别,意在探求行政法保障公民权利及公民寻求权利救济之法理。     

无效合同判断标准的法理学研究——以违反公序良俗为视角

无效合同的判断是合同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尽管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理论及实务中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和做法.公序良俗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原则.理应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

会审公廨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一种特殊司法现象,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审公廨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一些商事纠纷移交给上海总商会处理,这种司法权的"让渡"与"攫取"的冲突,需要合理的历史解释.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攫取"是租界寻求司法保障以维护其秩序,司法审判权的"让渡"是租界对商会这一优质的社会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求及时解决商事纠纷以维护租界秩序,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在维护租界秩序上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统一.     

儒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读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

儒学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什么?儒学研究如何开拓具有世纪之交时代特色的新局面?朱义禄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以崭新的视角、深沉的历史和理论的思考,作出自己的解答。儒家的理想人格作为一种超越的追求,凝聚了人们对人生意义及价值目标的理解和设定,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走向理想之境的过程,是自我安立于世的方式,集中表现为“成     

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从化恶为善到化私为公的自发秩序

本文首先诠释曼德维尔＂私恶即公利＂这一＂无赖之语＂中所包含的深刻自发秩序思想,并用＂化恶为善＂一语概括其内容,然后阐述斯密与休谟对他的批评与发展。斯密提出的无形之手的神奇功效可用＂化私为公＂一语来概括。从曼德维尔的化恶为善到斯密与休谟的化私为公,是自发秩序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最后,阐述化私为公的实现过程与必要条件。本文诠释了他们的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即基于人性论视角的自发秩序思想：在无形之手引导下,人们从利己天性出发追求其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社会公利的结果,一种化私为公的市场秩序就自发地形成了。本文旨在阐明,在他们的自发秩序思想中所蕴含的基于人性论视角的利己人假设所推演出实现化私为公的可能性之逻辑,并通过对其诠释而作出理论的重构。     

收入差距与流动性下降:增长效应与社会冲突效应——一个文献研究的视角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流动性下降两个方面。正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下降,使得当前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体制机制的最大挑战。从经济增长来看,收入差距已经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制约和影响作用;从社会心理影响与社会冲突来看,收入差距扩大与收入流动性的下降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稳定增长;从制度挑战方面看,收入流动性下降背后的分配不公,对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理念产生了动摇和挑战。对此必须予以高度正视。     

族亲与姻亲的变奏：北方农村主要社会关系类型研究——对大庆市三个村庄社区的田野调查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关系时,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认为血缘关系是联结乡土社会关系的纽带。通过文献考察及田野调查,北方农村社会关系仍然处于差序格局框架下,但是,姻亲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居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姻亲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拓展,是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社会关系范围的扩大与内涵的变化,表明目前农村社会仍然处于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的商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盛唐诗歌的“入神”与“入圣”——论许学夷的李杜诗歌“变而入神”说

许学夷以“入神”、“入圣”为切入点 ,区别李杜与盛唐诸公的成就 ,在纵向深度上抓住了李杜诗歌水平高超的关键 ,这是文学批评史上别开生面的说法。“入神”不仅需要“入圣”的能力 ,还需要“变”的素质和众多条件。李杜之“变”不是随意的 ,是“正变得兼”,“按美的规律去建造”,故能“变而入神”,创造出高于盛唐诸家的诗体。许学夷的这一认识 ,得到现代“范式理论”和文学发展论的支持 ,其方法论和学术视野表明明末清初对诗歌规律的把握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