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栏目简介

<正>"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为《琼州学院学报》自2013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社科版面创办的常设专题学术特色栏目,聘请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做主持人,截至本期已发表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5篇、主持人语11篇。所发学术论文,用木斋先生的     

“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栏目简介

<正>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为《琼州学院学报》自2013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社科版面创办的常设专题学术特色栏目,聘请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做主持人,截至本期已发表国内外学者的论文30篇、主持人语13篇。所发学术论文,用木斋先生的话说,基本都堪称国内外一流的论文,至少都是很有创意的一批论文;主持人语     

“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栏目简介

<正>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为《琼州学院学报》自2013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社科版面创办的常设专题学术特色栏目,聘请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做主持人,截至本期已发表国内外学者的论文31篇、主持人语14篇。所发学术论文,用木斋先生的话说,基本都堪称国内外一流的论文,至少都是很有创意的一批论文;主持人语     

“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栏目简介

<正>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栏目创办于本刊2013年第3期,为本刊人文社科版常设的重点专题栏目,旨在对汉魏六朝文化及其背景下的先唐古诗展开深入探讨。该栏目每期聘请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相关学者主持,发表1~3篇该领域内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1篇主持人语。所发学术论文,用主持人木斋先生的话说,基     

“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栏目简介

<正>"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为《琼州学院学报》自2013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社科版面创办的常设专题学术特色栏目,聘请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做主持人,截至本期已发表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3篇、主持人语10篇。所发学术论文,用木斋先生的话说,"基本都堪称国内外一流的论文,至少都是很有创意的一批论文";主持人语也多是涉及学术精神和方法论、具有前瞻性和鲜明观点的文章。本栏目已引起学术     

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述评

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已初步具备地域视角;近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述标志着地域文学研究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逐步繁盛与多元.近三十年来,研究者分别从文学家籍贯分布与迁徙研究、区域文学及其差异研究、特定地域作家及文人群体研究、文学风貌、题材及文体的地域研究等层面展开系统论述.国外的地域文学研究在考辨基础上重视文学集团及意象分析,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正>2020—2022年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有三个标志性特征。一是理论新拓。既有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阐析,也有中国本土理论的探索,都立足于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不架空论。二是名家点津。诸多名家的精品成果,堪为研究范式。三是凝聚焦点。中古文学的分期,其上限、下限如何确定?如何汲取海外汉学家有关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的学术成果,如何把握“本土国学”“海外汉学”二者关系?学术界对此看法不一,由此形成这一时段内的学术热点和焦点,引人关注。     

汉魏六朝时西北与内地文化比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研究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无疑都是必要的。本文试图就汉魏六朝的西北文化与内地文化作一些比较研究,以就教于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同行。我之所以把论题限制于汉魏六朝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乃是中国封建大统一文化的尝试和成型级段。研究这一时期西北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差异,不但可以反映西北文化在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也可从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等方面,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汉魏六朝文献中的“传曰”

“传曰”常见于汉魏六朝文献,根据其作用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引用古代文献,为论述说理提供经典依据;二是引出对相关文献的解释;三是表示“传言”、“传说”等意义.引用经典类“传曰”所引证的材料主要是六艺的注释文献,体现了汉魏六朝儒家经典地位的确立;注释类“传曰”的形成带有早期文献编纂的特色,即经传混合;传说类“传曰”引用材料多为诸子文献,表明这些文献已经转化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基本文献资源.三种不同类型的“传曰”,体现了古文献衍生聚合的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典文献资源的形成过程.     

汉魏六朝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及影响

汉魏六朝小说处于由原始宗教信仰到真正小说艺术的过渡阶段,其文化心理特征是:(1) 方士等所编撰的神仙之书,反映了神仙信仰的文化心理特征,虽有虚构想象,但只能算作小说的雏形。(2) 志怪小说文化心理特征的实质是道佛两教观念、教义的具体化与形象化。由于作者力求证明其宗教观念的真实可信,因而无意中增强了故事的曲折生动性,使作品有了较鲜明的小说艺术特征。另外,志怪小说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心理特征,如伦理观念的进一步突出,对男女爱情的肯定讴歌,对强权的抗争及与鬼魅的智斗等。(3) 志人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与魏晋之际的玄学直接相关。作品的描写对象已由宗教转向人生,虚构与想象等特点更加突出,这标志着小说自觉创作意识的觉醒。汉魏六朝小说的以上文化心理特征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是:(1) 宗教信仰在一个阶段内仍是后世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2) 宗教观念逐渐成为一种表现手段而在后世小说中发挥作用。(3) 儒释道初步融合的心理倾向对宋元以后小说创作中的三教互补有明显的影响。     

汉魏六朝神异叙事“世代累积”论

汉魏六朝神异叙事的世代累积,主要表现在故事主题、情节、结构等方面,甚至针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特色的时代演绎.就其原因来说,它集中展示出神秘文化的历史传承、多重社会思潮的交互影响以及作为人的本质需求.就其影响来看,这种世代累积的叙事机制,深化了以人神遇合为主题的文学表达,促进了我国早期叙事的自觉发展,乃至影响着民间故事类型的初步建构.     

汉魏六朝“扶桑”与仙叙述模式的转变

《海内十洲记》《枕中书》“扶桑”的叙述模式较好提供了“扶桑”神话早期叙述模式,此时期“扶桑”在保留作为“神树”的基本语义情况下,通过“扶桑”与仙人、仙境的布局充分演绎了世人对神仙世界的构想。而汉至魏晋时期“扶桑”叙述模式的变化(由扶桑树为客观主体的形象到以“扶桑”仙人为主的描绘模式),充分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变化对于“扶桑”这一形象主体的影响,也充分表现了“扶桑”在汉至魏晋时期的仙话化历程。     

接受美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略论

要走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当前困境,只有寻求突破。以往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从探讨作品的意义出发,挖掘作家与作品的深层关系,确实解决了不少学术问题。但是,文学史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只采用一种方法难以展示其真实的面貌。适当借鉴西方的一些理论方法或许有助于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深化研究论题。本论文本着充分开掘文献资源的目的,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适当吸收西方接受美学的理念,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略论接受美学对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启示。     

汉魏六朝诗中团扇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团扇自班婕妤《怨歌行》始进入诗歌成为意象,此后经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反反复复的动情歌咏,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人的审美取向。然而,团扇作为宫怨弃妇的象征始终是最主要的文化意蕴,并成为怨女思妇常用的情感载体。     

“心物”: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之纲

“心物”,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所表述的主观意识(心)与客观物体(物)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心理学的根本问题,所包含的“心性之学”、“性命之理”具有鲜明的心理学思想特色。汉魏六朝文论家用“心物”来描述文艺的起源、本质以及创作与鉴赏过程中主客体之关系等问题时,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着眼,因之,“心物”也就成为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的纲领性范畴。     

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船山诗学崇尚真情,对汉魏六朝诗歌中的质朴自然之情加以推崇,呈现出汉魏六朝祈向。这一祈向体现了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是楚歌中悲情的传承,对清代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汉魏六朝纪行赋的形成与发展

<正> 汉魏六朝赋中有大量的“纪行赋”,其名称见于萧统《文选》,《文选》于赋卷中单列“纪行”类。这类赋与韵文体的游记相似,篇幅一般较大赋短,但内容很丰富,叙述行程、反映现实、抒发情感,可谓赋中奇葩。本文试图就这类赋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内容和技巧方面的特点作些探讨。纪行赋是在屈原《九章》的影响下产生的。《九章》的《抽思》、《哀郢》、《涉江》、《怀沙》等作品中,有许多记述屈原流放经历及     

生态美学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

以生态美学的视角审视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表现了对理想生态环境的审美追求及与天地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景观,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资源,对当代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论汉魏六朝游艺赋中的礼文化及其政教内涵

汉魏六朝时期礼文化发展较快,五礼成为国家的礼仪制度,影响广泛。在此背景下,数量丰富的游艺赋表现出明显的礼文化特征,作者在创作中多侧重描写与游艺相关的礼义、规则、流程等,淡化其娱乐色彩,希图以此来强化皇权正统,塑造君子人格,宣扬德政理想,表现出文人虽身处乱世而积极回应与构建以礼为中心的精神空间的努力。由此可从一个方面说明礼乐精神在中国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和精神成长中的重要性,也可窥见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一隅,对唐代游艺赋的创作亦有直接影响,沉淀为游艺赋创作的一个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