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例到理——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的发展

对于<春秋>的诠释,历代学者都是秉承各自家法,遵循一定的义例进行.义例发展到后来,更是繁密庞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时代,由于时势变迁,社会需要,理学思想开始流行,影响并改变了<春秋>诠释的传统.胡安国正是适应这种变化,将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诠释<春秋>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阐发<春秋>的新的大义思想.并通过时理的阐发和运用,极大地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使<春秋胡氏传>体现了宋代解经的鲜明特征,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西汉《谷梁传》增立博士的政治背景

本文将<春秋谷梁传>新立博士的现象放到当时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尤其重视它与刘贺立而复废的联系.这种考察多从政治变动的角度着眼,对<春秋谷梁传>在宣帝时期被增立博士,做出了新的的解释.     

关于“《春秋》三传”的两个问题

《春秋》三传的作者及成书过程,以及经历秦火之后如何复现于世,是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汉代君主对三传的态度,也对学术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

"《春秋》无达辞"和"《诗》无达诂"都源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第五》。从董氏提出"《诗》无达诂"的思想和《春秋繁露》27处征引《诗经》说事的实际来看,其核心思想却是由《春秋》"微言大义"衍生的,并与其有着十分密切的通约性。"断章取义"是"《春秋》无通义"和"《诗》无达诂"的思想渊源;"从变从义"是"《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的阐释准则;而"察外见内"与"以意逆志"则在释义方式上使"《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相互融通。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义例、善恶与工夫——王船山《春秋》学中的变与常

王船山认为,从解经角度来看,《春秋》每个义例皆有限度,用定例概之会导致混乱,以变例去修订同样会遭际困难.君子之是非判断与流俗之异不在是非大端,而在其权衡精审.定例把圣人精意敉平为例法或教条而失去教化旨归.学者不当执着于以常例或变例来把握事件与伦常,而当投入个体事件中去体察伦常之精微,获得把握事物整全性之能力.从创制角度来看,经典必须善恶并显而察变,对经典的习读,是对复杂历史事件中正义应当如何实践的分寸感的寻觅.解经之道既不执于常例,又达乎万世之论的回答不是知识与方法论,而是工夫论.学者察于古今,明乎事变,通过工夫论生成心体本身.在船山《春秋》学中,它表现在对《春秋》义例如何因理势而变的历史分析.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朱熹对苏辙《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初年,《春秋》学在孙复、刘敞等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撰《春秋集解》,提出了"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力革《春秋》学之弊。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苏辙"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批判了南宋《春秋》学存在的"逞意说经"及"一字褒贬"的解经弊端。在《春秋》义理学上,朱熹又表现出与苏辙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批判了《左传》的权变思想,并主张以理即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阐发《春秋》经义的依据,不仅推动了宋代《春秋》学义理思想的深入,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名义与王道精神之彰显

从考察“春秋”的名义出发可知,“春秋”之名最能体现王道之思想,“春秋”之名称能够在历史的衍变中继承下来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经过选择之后的必然。     

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

受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的影响,刘勰将《春秋》笔法——《左传》、杜预的《春秋》五例和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义由经学领域引入文学领域,具体表征为简言达旨和隐义藏用,使《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经学、史学、文学三方面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通,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中国文论话语中处理繁简和隐显关系准则的语言家园,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新趋向。未来学界“《春秋》笔法”的研讨还应本着“材料之生新”、“观点之转换”、“方法之讲究”的治学要领,在经学、史学、诗学、语言学及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上继续拓展、深化。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春秋穀梁传》中存在浓厚的“内鲁”情结。但是与《公羊传》“王鲁”、“当新王”的思想不同,《穀梁传》的“内鲁”观念首先是对《春秋》书写记录的技术性方式的客观反映;其次,“内鲁”体现了宗法秩序下血缘性的亲疏情感;再次,“内鲁”还与周公及周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鲁”在文化意义上是对周礼精神和内容的抢救与尊重,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意味。     

周汉儒学转型期中的“尊王”与“王鲁”--兼及《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的两汉命运

作为中国经学特别是《春秋》学的两大命题,“尊王”与“王鲁”分别主要出现在《谷梁春秋》的经传与《公羊春秋》的经传汉注中。二者所蕴含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本质上决定了《春秋》二传在两汉的地位,甚至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     

春秋争霸与中原“礼”文化传播之特征

春秋争霸能否成功 ,除开经济、军事等物质因素外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 :即霸主是否具有中原的“礼”文化素养。春秋争霸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原“礼”文化向四夷传播的过程。其文化传播呈现以下特征 :阶段性传播、借助中介传播、呈现东南蛮夷方向传播。中原“礼”文化传播的结果为战国时期华夏文化的全面融合及关东六国一体共同对付秦国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