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教育公平的政府规约性责任研究

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其价值追求具有时空限定性和人群差异性。因此,教育公平不仅取决于资源绝对值的拥有情况,更取决于时代背景下资源拥有的相对值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公平感。当前,我国教育不公平现象依然较为突出,政府作为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力组织,在促进教育公平过程中应该承担有限的规约性责任和道德性责任。其中,政府履行规约性责任情况会对个体主观感受产生直接影响,考察政府的规约性责任对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本来思想

由"公平"范畴的主观性、利益性、多角度和多标准特点所决定,公平感和公平观难以统一,客观唯一性的"公平"并不存在,抽象的"公平"口号容易掩盖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关系本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把"公平"作为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理论范畴和纲领口号。但日常生活中公平感、公平观和一定条件下的角度公平、比较公平和有确切内涵的社会公正不能回避。处理公平问题要创造符合群众利益的公平感,遵循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公平观,在可行的情况下首先实现结果平等和财产平等的最大化,然后在可取的情况下推动不同程度的对称性。     

组织公平感与个性特点研究进展及评述

组织公平感问题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难题和挑战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对此提出更高要求和实际需要。本文对现今组织公平感、个性特点、二者之间关系以及中国人人格特质的研究加以综述 ,并对有关中国人个性特点对组织公平感的影响之研究提出假设。     

非正式组织中的组织公平研究

组织公平是组织行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国内组织公平的研究实践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一重难以言说的灰幕,正是这一存在使组织成员难以对公平感予以准确概括,使组织公平实证研究无法通过西方的量表得到完整表达.本文认为除东西方文化差异之外,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也是问题的原因之一.非正式组织一方面在正常组织内部制造不同利益群体形成不公平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组织内的不公平又促使非正式组织形成.普通组织成员身处其中,在双重目标和价值间获得一种组织公平的相对平衡.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农民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的构建——来自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农民对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极性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这一新的制度实践中,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偏低,且受农民的主观体验的显著影响。在所考察的一系列主观体验因素中,对制度的认知、公平意识和对冲突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相关,权利意识则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负相关。     

青年购房压力对生育焦虑的影响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在高房价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购房压力是否引发、如何引发青年生育焦虑是极具社会意义的研究话题。已有研究往往着力于探讨购房与生育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但其中的影响机制却很少受到重视。本研究引入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作为购房压力影响生育焦虑的中介变量，然后利用对重庆市323位青年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购房压力对生育焦虑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购房压力除了能够直接作用于生育焦虑外，还能通过“购房压力→主观幸福感→生育焦虑”和“购房压力→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生育焦虑”这两条路径实现影响。最后，对于如何降低青年的购房压力和生育焦虑情绪，提高其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如推行“租购同权”、引导大城市的产业分散至周边的中小城市等。     

高管薪酬公平性问题研究

高管薪酬的公平性问题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从组织层面来讲,提高高管薪酬的公平性可以促进组织功能的发挥,提高组织中高管和员工的积极感受与行为,如对工作的满意度、组织承诺、信任、组织公民行为等。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高管薪酬分配公平,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本研究从分配公平视角出发,在组织层面探讨了高管薪酬的个人公平、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问题。在分配公平理论基础上,构建高管薪酬公平的综合模型,为将来的量化研究提供参考。     

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城乡二元制下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面临养家糊口和照料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以兼顾工作与家庭,易陷入时间贫困。文章采用解释性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20年CFPS数据,测算三类时间贫困指标并分析影响因素;深入访谈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探寻其对于时间贫困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是社会结构和群体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无酬工作的“隐形”和家庭内部的角色固化、个人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其更易陷入时间贫困。由此提出规范有酬工作时长、实施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完善兜底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模拟政策改变后的积极影响,以期改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问题。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研究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建设,提升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对提高社会公平感具有重要作用。采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出生年份将样本划分为50后～90后五个代群,通过回归系数测算以及多层序次logistics模型,从代际差异视角实证考察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但不同代群之间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2）公共服务满意度可通过充足性、均衡性以及普惠性这三个整体指标路径对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其中50后、80后群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关键整体指标为充足性;60后、70后以及90后,通过普惠性实现社会公平感最佳水平;均衡性显著提升社会公平感,在五个代群之间都得到体现;（3）50后～90后群体在遭受健康冲击的情况下社会公平感会被抑制,尤其是对60后～80后群体的影响最为显著。     

基层员工组织公平感与沉默行为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探索了基层员工的组织公平感对沉默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285份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基层员工的组织公平感与员工沉默行为显著负相关.本研究为员工沉默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进一步丰富组织公平感和基层员工沉默行为理论的研究.本文找到员工沉默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在管理实践中帮助员工打破沉默、积极地为组织献计献策.     

互联网使用与公平感——基于CSS2019的实证分析

以往研究大多发现公平感来自于社会地位或社会比较。与此不同,本文认为人们对于不平等的理解塑造了公平感,互联网可以改变使用者对于不平等的归因进而影响其公平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CSS2019)的数据分析,发现人们的公平感并不完全由客观不平等状况决定。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归因方式同样塑造着个人的公平感。相对于不上网的群体,使用互联网的人公平感更低,一方面因为互联网上负面信息更多,让使用者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另一方面互联网使个人更倾向于对社会成就做外向归因。对于上网群体内部而言,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工作学习无法提升公平感,但如果把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则会降低公平感,大多数人上网都是为了娱乐与获取信息。     

不公平有几何？——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测量

文章首先通过批判性地介绍几种已有的公平感测量方法,选取其中最为合适的一种在CGSS2005数据基础上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反身性公平感和非反身性公平感。其次,分别以性别、年龄、教育和单位体制变量分组,从多方面呈现了两种公平感在中国的现状。最后,作者通过使用对总体样本进行随机性拆分得到的两个样本对此测量方法的信度进行了验证。     

组织公平感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在分析组织公平感与员工工作绩效关系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提出了组织公平感的三个维度(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别对员工绩效(包括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综合影响模型,指出组织公平感不仅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组织承诺这两个中介变量对员工绩效产生间接影响。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构建我国劳动者公益告发制度探析

公司、企业等单位实施的不法行为难以为外界察觉,因而鼓励劳动者进行公益告发就极有必要。我国劳动者公益告发制度的构建,应当注重社会公众、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劳动者公益告发要件的设置上,应当明确公益告发的主体是用人单位的员工,告发者在主观上须基于合理相信,告发的内容应当是用人单位的不法行为尤其是公害行为。在处理程序上,应当区分内部告发与外部告发,鼓励劳动者首先选择内部告发,同时防范用人单位可能对告发者实施不利待遇。应当建立保护和激励劳动者进行公益告发的有效机制和采取必要措施。     

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2年“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分配公平感的因素.分析发现,影响因素主要是客观经济地位维度的职业地位、主观经济地位维度的在工作城市的收入层次、生活体验维度的生活压力与社会距离.对于农民工而言,并非结构决定论所侧重的社会经济地位亦非局部比较论所青睐的参照点的选择决定分配公平感,而是他们的生活体验起着重要作用,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远、生活压力越大,越认为其收入是不公平的.     

市场化改革、关系资本动员与收入分配公平感

通过对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 2014)的调查,研究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第一,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效应,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强化关系认同的双重中介路径而实现的;第二,市场化程度越高,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正向影响越强。可见,关系资本的作用并未随市场理性的上升而式微,反而以另外一种形式顽强地生存,并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机遇和主观态度。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自恋型领导对员工知识隐藏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自恋型领导影响员工知识隐藏的作用机理,重点分析了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通过选择12家企业员工及其直接领导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层级回归等方法分析231份配对数据发现：自恋型领导对员工知识隐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在自恋型领导与员工知识隐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自恋型领导与员工知识隐藏之间的关系。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问题（专题讨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