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与《道德经》思想启迪

如何加强和创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是关系当下藏传佛教主要信教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应当在正视藏传佛教作为信仰民族、特别是藏族文化核心元素及藏传佛教独特价值、特殊功用,准确判断和把握藏传佛教发展态势和寺院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阐释并科学借鉴蕴含在《道德经》的管理思想,借此实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     

略论藏传佛教后弘期 宗喀地区圣人圣迹向圣地的嬗变

藏传佛教后弘时期许多高僧在安多宗喀地区静修传法,并留下了诸多弘法圣迹。由于他们的宗教威望和护法活动,留有圣迹的地方逐渐成为信仰者供奉和祭拜的场所,在藏传佛教复兴的态势下,各教派相继形成,弘法高僧遗留圣迹的地方宗教功能和地位处于上升状态,逐渐形成了具备佛、法、僧三所依的寺院圣地。本文就藏传佛教后弘期安多宗喀地区诸多高僧游历传法典型的遗留圣迹、弘法修行处进行了梳理,并就遗留圣迹和修行处向宗教圣地的嬗变进行了论述,进而使学者从新的视角开展藏传佛教神圣空间的研究以为引玉之砖。     

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

明代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的大力发展,和明朝中央政府对青藏高原地区采取的特殊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对藏传佛教僧人大加封授、设立僧纲司制度、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大力支持等宗教政策,直接导致了明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地域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这是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境内扩散传播的必然结果,更是明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大力支持的结果。     

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地域性艺术特征研究

拉达克地区历史上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其境内现存的藏传佛教建筑有藏式宫殿、寺院和簌堵坡等。除了鲜明的藏传佛教建筑特征,拉达克藏传佛教建筑艺术因为受印度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双重影响,显示出一定的国际化特征。其寺院平面布局、建筑装饰以及塑像和壁画,对世界建筑史和艺术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与装饰的中亚元素、印度元素与西藏元素的比较,从建筑史和文化史角度说明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的地域性特征。     

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寺院教育改革——以土默特特别旗为例

日本侵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地区后,其扶植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政权(1937 ～ 1945)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方面的改革.虽然因为时间短暂,改革成效不大,但毕竟顺应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对过去的寺院教育模式产生了一定的触动.由盲目崇信到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折射出藏传佛教在蒙古人心目中地位的逐渐弱化.     

西藏格鲁派四大寺与甘肃拉卜楞寺的法缘关系研究

拉卜楞寺之所以成为甘、青、川、康交界地区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是因为它们的建立和发展与藏传佛教发源地西藏各大寺院有着密切的法缘关系。文章通过对拉卜楞寺六大学院修习体制渊源的考述,阐明了该寺与西藏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等寺院密切的法缘关系。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各派与宗王之关系探析

藏传佛教,形成于公元7世纪,是综合了印度佛教和吐蕃苯教而成,内部派系林立,有各自的法主、寺院、势力范围,蒙元以前,它主要在吐蕃地区传播。公元13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蒙古统治集团对吐蕃地区的觊觎,藏传佛教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由于藏传佛教独有的特性和深刻的影响力,各派法主睿智的决策和长远的政治谋略,藏传佛教渐渐流入蒙古皇室,为蒙古各系宗王所接受,并与之建立了福田与施主的供养关系。从此,藏传佛教进入中国汉地,在元帝国范围内传播开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前藏传佛教寺院的出版文化

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藏区出版文化的中心,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文化,本文结合中国出版文化的研究,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出版文化的特点、出版的主要形式以及印刷的装帧形式。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研究综述

本文以拉卜楞藏区寺院为中心,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拉卜楞寺及其它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整理和总结,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讨论: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经济制度;教育文化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试论藏传佛教寺院翻译活动中的编辑学价值

藏传佛教寺院是藏族地区的文化中心,翻译是寺院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寺院中的翻译活动,论述了在翻译方法和组织过程中体现的编辑学价值,同时,在寺院的佛经抄写中也明显含有编辑劳动的参与,这是寺院翻译活动中编辑价值的重要体现.     

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本文以涂尔干、韦伯、伊利亚德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为理论前提,避免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寺院经济的化约论方法,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类型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类模式,以此模式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当中僧侣个人经济与寺院经济普遍存在的二元分化,揭示了宗教经济中寺院与僧侣的经济状况往往与其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相关联,愈神圣者愈富,愈富则愈神圣;愈世俗者愈贫,愈贫则愈世俗,以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为今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平衡与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归化城喇嘛印务处的历史变迁

归化城喇嘛印务处作为漠南蒙古藏传佛教中心土默特地区的寺院管理机构,正式成立于清朝康熙年间.清代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藏传佛教在漠南蒙古地区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研究内蒙古地区惟一的藏传佛教管理机构——归化城喇嘛印务处的变迁,不仅有益于探讨藏传佛教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演变规律,而且有助于研究内蒙古地区社会历史的变迁,对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青海明代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

青海明代藏传佛教寺院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本文根据统计数据,分析了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创建的时间特征、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     

“塔尔寺六族”与塔尔寺

<正> 位于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南一里许莲花山中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祖师宗喀巴的诞生地,自明嘉靖39年(1560年)创建以来,经400多年的不断扩建发展,逐渐成为国内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长期以来,它不仅成为一座为藏族、蒙古族、土族以及一部分汉族佛教信徒们从事佛事活动的宏大场所,还因为保存了大量的佛经典籍和文化艺术资料,而成为一座具有辉煌建筑的民族文化艺术宝库。我们今天研究这座寺院的历史沿革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追溯这座寺院的建成发展时,就会发现它不仅与明清以来中     

浅谈天祝县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天祝地处交通要道,是多民族聚居地,历史上藏传佛教一度非常兴盛。本文通过对天祝藏传佛教寺院形成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并对天祝藏传佛教寺院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的组织环境及发展路径

藏传佛教寺院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它既有开放系统的特点,又具有封闭系统的特征。它一方面受到外部宏观、微观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内部管理层又不断在做出应对和调整。本文以组织理论作为视角,在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寺院的组织环境,进而探讨现阶段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的发展路径。     

试论藏传佛教对藏区出版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藏区出版,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寺院成了藏区出版文化的基地。该文从寺院的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基础和人才力量的准备方面分析了寺院所具有的藏区出版文化的条件,探索藏传佛教对藏区出版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

塔尔寺和广惠寺分踞黄河支流湟水南北,其所处地域为青藏高原藏文化圈边缘文化带。二者先后建于明、清两朝,宗教地位略别,历史上的寺院经济发展各有侧重和优势。但在青海解放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二寺寺院经济走上迥异的发展道路,从中折射出藏传佛教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下相异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这可归结为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

<正>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境内藏族、土族、蒙古族的部分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信教人数约一百多万,影响深远。全国解放前,全省有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650多座,加上规模较小的活动点等,不下千座。1958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前,全省在册的藏传佛寺尚有618座。这些遍布藏族等地区的佛教寺院不仅是藏传佛教僧侣聚居、诵经修持、信徒顶礼摩拜、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研习佛学和藏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学、天文、历算、工艺、绘画、雕塑、医学、舞蹈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地方。寺院保存了浩如烟海般的文献典籍和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其建筑本身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许多名刹被誉为艺术宝库。1988年以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笔者与本院周生文副院长、拉毛扎西同志、马学贤同志以及院外的李庆(多哇·更桑协热布)、赵清阳等同志通力合作,对全省1958年原有的和目前尚存     

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

河湟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包括今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活佛转世的特殊法缘关系为核心,另一类则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即我们所谓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在后一类型的寺院中,宗教权力是由世俗家族来掌握的,并按其血缘关系世代相承。从明代开始,这种类型的寺院在河湟洮岷地区各藏族部落社会中普遍兴起。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社团而存在,同时也构成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单元;不仅发挥着神职功能,而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