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谈《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社会蕴涵

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金瓶梅》破天荒地对腐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一次擘肌析理的总剖析,直接给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以有益的启示。它主要借助于各类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全面、深刻地反映晚明的社会生活。本文所要论及的潘金莲,就是小说反面群像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性格之一。 历史发展到晚明社会,中国封建制度已接近垂暮之年。它集封建丑恶性、罪恶性之渊     

也说崇祯本评语中的潘金莲形象——兼与侯忠义先生商榷

侯忠义先生从崇祯本《金瓶梅》“评语”的角度论述潘金莲形象,提出“潘金莲对西门庆是有情的”这一观点.然而,我们考察分析崇祯本《金瓶梅》评语对潘金莲形象的点评,却看不出潘金莲有所谓“情”.相反,崇祯本评语中的潘金莲实是一个极其无情的恶人.淫乱、妒忌、狠毒,是她罪恶性格的主要特征.     

晚明世风的渐变与文学的新进

晚明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时代。晚明世风的转变有着厚实的哲学基础，其世风表现为越礼逾制以及种种张扬个性的鲜明特征。晚明世风对文学的影响是突出了言情内容，使晚明文学成就裴然，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当代，晚明文学的痼疾也呈日益扩大之势。     

论《金瓶梅》中晚明市民文化的文学呈现

《金瓶梅》以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作为描写中心,一方面反映官场生活,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写出晚明社会的众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用文学手段绘画出的一幅晚明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其中尤以对晚明社会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的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对小说中所呈现的市民文化包括商业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市民文学、宗教文化等进行梳理和论述,以此来揭示《金瓶梅》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制、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1周年.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曰《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在至今所见文献中,这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     

袁氏兄弟与《金瓶梅》抄本新考

近年来,随着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在《金瓶梅》早期抄本的流传过程中,晚明时期以麻城为中心的一批湖北学人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而其中尤以“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袁中道兄弟成绩最著。现存最早记载袁氏兄弟二人与《金瓶梅》抄本关系的材料,乃首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词曲·金瓶梅》,为讨论方便起见,兹节抄其有关文字如下:     

《挂枝儿》、《山歌》中的私情与晚明社会

《挂枝儿》、《山歌》中的情爱内容极其丰富,被文人学者认为是私情歌谣总集。从欢情、离情、怨情、谑情、孽情等五个方面进行剖析,将民歌中鲜活灵动、率性质朴的一面展现出来。除私情民歌以外,还有一些民歌勾勒出更为广阔的社会画卷,反映出晚明社会人性放荡、世风侈靡的特点。     

《金瓶梅》的时代性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金瓶梅词话》最早是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刻本,《金瓶梅》是人们习惯的简称。作者将书中三位妇女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各取一字订为书名。崇祯时代又有《新刻绣像金瓶梅》出现,研究者仍以《金瓶梅词话》为定本。据吴晗考证,《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之间。     

《金瓶梅》对《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

较早谈到《金瓶梅》和《水浒传》的承继关系的大概是袁中道。早在《金瓶梅词话》刚在世上流传时,袁中道便在他的日记《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的确,《水浒传》给《金瓶梅》以重要的启示,《金瓶梅》对《水浒传》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不仅有所继承,而且有一定的发展,当然其中也难免有一些不足。对此进行一番探讨,这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是不无益处的。一《金瓶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承继     

多色的灵魂绚烂的市井(上)--试论《金瓶梅》中潘金莲语言个性化的美学特征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一尊不朽的丰碑,昭示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本文以潘金莲语言个性化的独特审美视角,就潘金莲这个典型人物的个性、形象、命运的描摹及其典型形象对社会的烛照进行了详细的剖析、评价,这为人们研究、鉴赏《金瓶梅》洞开了一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