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聊城借漕运之便,经济地位提升。山陕商人为经商方便,建立会馆,遗留碑刻资料记载了大量山陕商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到光绪年间聊城的商业面貌。     

聊城山陕会馆碑刻分类及其史料价值

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现存碑刻19幢,将其分类并探讨其史料价值,对研究清代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活动以及清代运河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京杭大运河西岸双街南首路西,座西朝东,为山西、陕西商人于清乾隆癸亥(公元1743年)所兴建。是当时商人集会、交易、娱乐的场所。会馆自兴建以来,进行过十几次维修,除少部分受到损坏外,绝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其全部建筑为木结构结合砖石结构,包括山门,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南、     

论聊城山陕会馆的戏台与戏曲流动

聊城山陕会馆为京杭大运河漕运鼎盛时期所建,除了承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的祭祀、买卖、社交等功能,也满足着他们对于娱乐的需求。会馆内戏楼后台处的墨记与会馆内现存的石碑记录着各地戏班在当时的演出资料。各地的戏班在此交流,唱腔在此融合,戏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此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圆明园经费来源问题初探

圆明园自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建造,经过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几朝的营建,最终形成规模宏大的皇家苑囿,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焚烧,同治年间,又对圆明园进行部分重修。如此庞大的建筑群,其建造和维护经费数额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圆明园的经费来源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通过梳理档案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圆明园经费来源主要有内务府拨付、圆明园经营所得、榷关与盐政上缴的盈余银、商人和官员捐献以及罚没等等,和国库并没有多少关联。     

社旗山陕会馆商业文化的四大特征

社旗山陕会馆商业文化可以归纳为"诚、规、义、争"4个字。"诚"就是诚实经商,是商业文化的核心;"规"就是规则约束,是商业文化的基石;"义"就是讲义气,商人本质是逐利,但也要以义制利,以义求利,为经商活动提供了准则;"争"就是竞争,该争则争,不该争不争,特别要反对不正当竞争,这种商业文化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调对京剧形成的独特贡献

清中叶,昆腔的衰落为西皮、二黄声腔的传播和合流提供了契机.于湖北合流的皮黄声腔,被接踵进京的楚伶带到北京的戏曲舞台.道光年间进京的汉调,使北京剧坛为之一变,形成“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新局面.以余三胜为代表的楚伶,从剧目构成、声腔板式、伴奏乐器、舞台语言规范等方面对进京的汉调予以全方位改造,直接催生了京剧.从现存的乾隆、嘉庆年间的汉调剧本——“楚曲”29种来看,京剧不仅承袭了汉调的剧目与剧本,而且在分场体制、曲牌体制、演唱体制上,与汉调一脉相承.汉调进京及京剧的诞生,重构了19世纪中国戏曲的格局.     

论《见星庐赋话》对清代律赋艺术的评析

林联桂主要生活在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这正是清代律赋创作活跃、作品繁富的时期.林联桂十分关注、重视当时的馆阁赋创作,其著作<见星庐赋话>实质上即是一部馆阁赋话.在这部著作中,林联桂以具体作品为例,以"生新"、"见巧"为旨归,评论了嘉庆时期馆阁律赋的艺术成就,探析了诸如赋题、赋韵、对偶、拟古等作赋技巧,既保存了较多馆阁律赋作品和作赋史料,更体现了时人评时赋的"当代性"赋论特点.<见星庐赋话>兼具清代赋论与律赋文献的双重价值,在历代赋话中别具特色,值得研究古代文学尤其是研究清代赋史者注意.     

北庭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古代北庭,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统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古代北庭石窟寺,历经唐、宋、元等时期的繁荣兴盛,入明以后,该地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重构为吉木萨尔千佛寺,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民国前期,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进入了极盛时期。吉木萨尔的千佛寺和庙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反映了北庭石窟寺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生态。     

"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在清代朝鲜赴中国出使的使者留下的燕行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北京戏曲演出的记载。对于他们来说,从京城演剧不仅可以观察清朝政之得失,也可以想象中华的文化盛衰。在他们笔下关于宫廷、茶园和民间各种演剧的丰富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清代尤其是道光年间京城戏曲演出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在异国使者的想象中,茶园演剧竟然成为在满清王朝保存汉族历史记忆和衣冠文明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朝鲜使者的观察和想象是否有道理?更需要讨论的历史问题是,第一,应当如何重新估价清帝国的民族与文化政策?第二,如何评价满清王朝在中国走向近代历史中的意义?第三,清代中叶北京市民、知识人、官员聚会与交往的场所,与欧洲近代所谓公共领域(Pub licSphere)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     

缺乏机械化的现代性：鸦片战争前夕小说形态的改变

在19世纪晚期技术革命发生前,中国出版业的类型出现了重大变化,时间上主要是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1796-1850),即19世纪上半叶。在19世纪晚期"古腾堡式的机械印刷"传入上海时,机械化出现了,而在此之前正发生四种变化,它们导向的正是所谓文学现代性的后期标志。这四种变化包括小说的产量、发行方式、小说中表现的国际意识以及小说预期的读者构成。这些趋势的出现早于 19世纪晚期印刷技术革命,也早于 20世纪初期教育和文学生活中的变化。这表明在试图定义文学现代性时,必须既关注突然的外部影响或内部革命造成的因果变化的力量,也要关注连续性。     

赵翼的诗和史学

赵翼号瓯北,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文人。生前以诗人名世,与同时之袁枚、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诗家,收于《瓯北诗集》者达4883首之多。身后则以史学家见称,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其文学著作主要为《廿二史札记》与《陔馀丛考》二书。关于《廿二 史札记》之评价,原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下,其后则逐渐提高而列于钱、王二人之书以上。其主要价值在从史法与史事方面,就二十四史原书作具体的分析评论,因而于初读二十四史者有导读的作用,为史学方面特具创造性的成就与贡献。     

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

清代《科场条例》中有一项禁令：＂不准临场条奏＂。即在乡会试前数月内,不许奏报有关科场条例的变动事。这一规定形成于乾隆时期,此后,为内外臣工所遵循,且一直延续至清末。嘉庆、道光、咸丰诸朝,不断有官员违例条奏被议处。同治以后,处罚渐宽。＂不准临场条奏＂的目的,一是＂使士子潜心诵读,不必纷更成例,以扰其心志＂;一是临场的组织管理工作不致混乱。从清代科场条例变动的实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力求稳定的原则是贯穿始终的。总之,不准临场条奏的真正意图就是力求稳定,它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成熟,以及清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     

卫家坡古民居的资源特色及保护开发

河南孟津卫家坡古民居是该村卫氏家族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建造的住宅,布局严谨,雕梁画栋,留存的匾额、石碑等文物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艺术价值,且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由于各种原因,目前该村古迹毁坏严重,保护开发又面临意见不统一、人才及资金短缺、竞争压力大等困境。应抓紧对古民居进行抢救性修缮,同时美化周边环境,挖掘自身文化内涵,与高校及学术界、文化界联手打好文化牌。政府应对此进行科学规划,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形成全民参与的保护与开发局面。     

对晚清咸同年间太谷学派黄崖山聚众的考论

晚清咸丰年间,太谷学派北宗领袖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聚众讲学,自保自治。黄崖山聚众的规模在数千人之间,聚众者主要来自于乡绅官宦、本地村民及流民杂类。山东民间军事化环境下灾荒与民变频繁使黄崖聚众有了最基本的吸引力。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宗旨是黄崖山聚众得以实现的依靠。     

可怕的是还有明天

清朝有人评议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的智术比不过江浙人,盘算比不过江西湖广人,但他们能世守商贾之业,全在于心朴而心实。”“合伙”是晋商常见的经营形式。所谓的“伙计”一词,最初就是合伙经营的意思。平阳府商人李得贵以贩卖丝绸致富,家财数十万,他想在苏州再开一家分店,于是四处物色伙计合作。不久,他得知泽州有一年轻布商的祖父当年初入商途,借贷200两银子去江南贩茶,不幸中途病故。二十多年过去,连债主也认为这是一笔死帐,不料年轻布商决意连本带息还清这笔贷款。债主十分感动,见本息已是五六千两银子,只要他还一半即可。布商…